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肠胃。部队自带的干粮主要是炒面、小米和压缩饼干，饮水也多取自沿途的河流、水井。南方的水质似乎与北方不同，更加“硬”或者蕴含了某些不同的微生物。开始有战士出现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的症状。
起初只是个别人，卫生员按照惯例给点止泻药、消炎药了事。但很快，情况如同瘟疫般蔓延开来。几乎每个连队都有数十人病倒，严重的甚至高烧不退，脱水，浑身无力，根本无法行军。
“参谋长，三团报告，今天非战斗减员又增加了一个排！主要是拉肚子和打摆子（疟疾）！”作战参谋拿着刚刚收到的行军日志，忧心忡忡地向陈世根汇报。
陈世根的眉头紧锁。他看着地图上刚刚标记出的部队位置，又看了看外面阴沉的天空和泥泞的道路。非战斗减员，比预想的来得更快，更猛烈。
“命令部队，放缓行军速度！加强卫生防疫宣传！再次强调，严禁饮用生水，所有水源必须煮沸！各连队炊事班，想办法多烧点姜汤、胡椒汤给大家驱寒暖胃！卫生队所有人员下沉到连队，重点巡查，发现病号，立即隔离治疗！”他连续下达了几条指令，语气急促。
他亲自去到师部直属卫生队设立的临时医疗点看望病号。帐篷里，躺满了面色蜡黄、虚弱无力的战士。呻吟声、咳嗽声不绝于耳。浓重的消毒水气味和病体的酸腐气息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蜷缩在草铺上，浑身发抖，牙齿打颤，显然是疟疾发作。卫生员正用湿毛巾给他敷额头。
陈世根走过去，蹲下身，摸了摸小战士滚烫的额头，轻声问：“哪里人？”
“河……河北保定……”小战士虚弱地回答。
“想家吗？”
小战士眼圈一红，点了点头，又赶紧摇头：“不……不想……俺要打过长江去……”
陈世根心里一酸，替他掖了掖盖在身上的薄毯，对旁边的卫生队长严肃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药品不够，马上向军里、兵团申情！我们不能让战士们没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却倒在这水土不服上！”
傅必元政委更是将政治工作的重心暂时转移到了应对“水土关”上。他组织政工干部编印了简单易懂的《南下健康守则》，用顺口溜的形式宣传防病知识；深入班排，与战士们谈心，稳定情绪，讲述红军长征时克服恶劣环境的传统；还发动身体健康的战士开展互助，帮助病号背负行李，搀扶行军。
然而，疾病的困扰尚未完全解决，另一道更加现实的难关又横亘在队伍面前——河流。
越往南走，河流越是密集。地图上那些原本纤细的蓝色线条，变成了一条条宽阔、水深流急的实实在在的障碍。原本在华北，一条小河沟，战士们卷起裤腿就能蹚过去，或者工兵迅速架设简易浮桥即可通行。但在这里，动辄几十米、上百米宽的河道，浑浊的河水打着旋儿向下游奔涌，让人望而生畏。
工兵营的压力陡增。他们需要频繁地前出侦察，寻找合适的渡河点，收集船只，或者紧急架设浮桥。但南方的船只多为小巧的渔船、舢板，承载量有限，而且当地船工对解放军不了解，大多躲藏起来，征集困难。架设浮桥所需的木材、门板等材料，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南方水乡，也不像在北方那样容易就地筹措。
一次，部队被一条近百米宽的大河挡住了去路。水流湍急，工兵营尝试了几次架桥，都被冲垮。只能依靠搜集来的几十条小木船，一船一船地摆渡。数万人的部队，加上骡马、辎重，渡河行动缓慢得像蜗牛。队伍在河岸边的泥泞地里滞留了大半天，天上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更添了几分焦躁和狼狈。
陈世根站在河岸边，看着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船，看着岸边密密麻麻、焦急等待的部队，看着那些因为晕船而在船上呕吐不止、上岸后脸色苍白的战士，他的心情无比沉重。这还只是一条内河，如果面对的是号称“天堑”的长江，以部队目前的状态和渡河能力，后果不堪设想！
“老陈，看见了吧？”傅水恒不知何时来到了他身边，望着浑浊的河水，脸色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咱们这些马上英雄，到了这水里，可真就成了没脚的螃蟹了！这样不行，绝对不行！”
傅必元也走了过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语气坚定：“必须立刻开展水上练兵！不能让这条河，还有前面那条长江，挡住我们解放全中国的脚步！”
“对！练兵！”傅水恒一拳砸在掌心，“就从这里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河流湖泊，让全师官兵，从上到下，都给老子学会和水打交道！”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部队在渡过这条大河后，选择了一处附近有较大湖泊和缓流河汊的区域，进行短期休整，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针对“旱鸭子”的水上大练兵，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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