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的公路被货车轧出深深的辙，车斗里的机床裹着防雨布，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建军坐在总监王强的桑塔纳里，看着窗外掠过的厂房——红砖墙斑驳脱落，“安全生产”的标语被雨水泡得发灰，和关内科技园的玻璃幕墙像是两个世界。
“前面就是老厂区。”王强踩了脚刹车，指着远处正在装货的卡车，“这批机器要运到宝安的新厂房，下周开始试生产。”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正把流水线的传送带往车上抬，喊号子的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像首走调的歌。
“关外房租便宜，”一个老师傅往嘴里塞着烟卷，“老板说新厂能多雇二十个人，工资比关内低三成，照样有人来。”他朝墙上的招聘启事努努嘴，“你看，招普工，初中毕业就行，包吃住，一个月六百。”
建军的目光落在启事旁边的另一张海报上，是从关内贴过来的——“南山科技园招聘工程师，本科以上学历，月薪三千起”。两张纸贴在同一面墙上，像道无形的鸿沟，把“关内”和“关外”划得清清楚楚。
回程的路上，王强的桑塔纳超过了一长串货车，车斗里的机器在颠簸中发出哐当声。“以后研发在关内，生产去关外，这是趋势。”王强拧开保温杯，枸杞的甜味混着烟草味飘出来，“成本能降四成，还不耽误技术创新。”
建军望着窗外倒退的树影，突然觉得手心发痒。他想起刚到深圳时，每天站在流水线前焊电路板，焊锡丝在手里烫出燎泡，晚上就着路灯背电子元件参数，梦里都是示波器的波形图。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研发部，不用再闻车间的机油味。
“李工对新厂区有啥想法？”王强的话把他拽回现实。建军摩挲着手指上的薄茧——那是常年握烙铁磨出来的，比任何勋章都实在。“生产线的接地系统得改，”他说，“新厂房的电路布局要兼容我们的芯片方案，不然容易出故障。”
回到公司时，研发部的灯已经亮了。海归主管张启明正站在建军的工位前，手里捏着张芯片设计图，见他进来，突然笑了：“李工可算回来了，我正想跟你商量，这方案能不能加几个功能？德国客户说加钱。”
图纸上被红笔圈出的位置，是建军反复优化过的滤波模块。“加功能会影响稳定性。”建军把设计图拿回来，指尖在“-40℃至85℃工作范围”那行划着，“这批芯片要用到工业设备上，环境复杂，不能为了利润偷工减料。”
张启明的脸沉了下来，钢笔在桌上敲出急促的响：“李工是不是忘了，上个月的奖金是怎么来的？加几个电容而已，能出什么问题？”他突然提高声音，“你当工程师是搞艺术？能卖钱才是本事！”
周围的工程师都停了手里的活，空气像凝固的焊锡。建军攥着图纸的手在抖，却盯着张启明的眼睛：“我在流水线焊过三年板，知道一个焊点出问题，整条线都得停。技术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得守住底线。”
“吵什么？”王强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他刚开完会，领带松垮地挂在脖子上。张启明立刻迎上去，把图纸递过去：“王总您看，李工太固执了，明明能多赚钱……”
王强没接图纸，先看了看建军手里的原版设计，又翻了翻张启明的修改方案，突然把图纸往桌上一拍：“就按李工的来。”他盯着张启明，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硬气，“客户要的是能用十年的芯片，不是用一年就坏的垃圾。技术得守住底线，这是咱公司的根。”
张启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抓起公文包摔门而去，皮鞋声在走廊里撞出刺耳的响。王强拍了拍建军的肩：“别往心里去，搞技术的就得轴一点。”他指着窗外，“你看那片楼，哪个不是靠实打实的技术堆起来的？”
下班时，建军绕路去了华强北。夜市的霓虹灯把电路板照得像块调色盘，摊主们举着芯片喊价：“进口替代！深圳工程师设计的，比原厂货稳！”他在一个小摊前停下，看见自己研发的兼容芯片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塑料包装上印着歪歪扭扭的“国产精品”。
“这芯片好用不？”建军装作顾客问。摊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翻出检测报告：“你看，连续运行五百小时无故障，比进口的便宜三成！我叔在关外开电子厂，全用这个，说比原厂货还抗造。”他压低声音，“听说设计者以前也是流水线工人，厉害吧？”
建军没说话，转身融进人群里。晚风掀起他的衣角，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暖烘烘的。他想起老厂区那个砸出坑的工位，想起夜校课本上的批注，想起王强说的“技术底线”，突然觉得那些熬通宵的日子、被质疑的瞬间，都有了沉甸甸的意义。
关外的货车还在往新厂房运机器，车灯在黑暗中连成条光带，像条正在迁徙的长龙。关内的写字楼亮着灯，电梯里的工程师们讨论着专利申请，有人的BP机突然响了，低头看时笑着说：“媳妇问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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