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的午后，深圳难得放晴，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卧室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秀兰蹲在床头柜前，手里叠着建军的旧毛衣——是他创业时穿的那件蓝灰色外套，袖口磨得发亮。整理到抽屉角落时，指尖突然碰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那个白色药包，上面印着市医院精神科的标识。
她捏着药包，心里莫名一紧。上周三建军从医院回来，说医生开了两周的安眠药，叮嘱“每晚一片”。她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药包里装着十四片白色药片，整整齐齐排在铝塑板里。可现在她轻轻一捏，药包瘪了大半，拆开铝塑板数了数，只剩三片——才过去七天，怎么就少了十一片？
秀兰的手指开始发抖，她把药包放在膝盖上，盯着那些空了的药槽，脑子里乱糟糟的。是建军记错剂量了？还是一片不管用，他偷偷加了量？她想起前几天早上，建军眼底的青黑比之前更重，吃饭时总走神，问他睡得怎么样，他只说“还行”，现在想来，那些“还行”背后，藏着她不知道的煎熬。
秀兰从抽屉里拿出张便签纸，用铅笔轻轻写着：“医生说每晚一片，别自己加量，复诊记得问医生。”字迹写得很轻，怕显得太刻意。她把便签贴在药包侧面，轻轻抚平边角，然后把药包放进床头柜的抽屉。
做完这一切，她坐在床边，看着叠好的旧毛衣，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想起刚结婚时，建军在电子厂当学徒，每天熬夜学技术，回来再累也会笑着给她讲厂里的事；想起创业初期，他跑遍五十家商户，脚磨起水泡，却还跟她说“王姐给我塞了苹果，甜得很”；可现在，他连睡个好觉都要靠药片，连句“难受”都不肯说，把自己裹在厚厚的壳里，她想帮，却不知道怎么伸手。
傍晚时分，建军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玄关的灯亮着，秀兰正在厨房炖排骨汤，香味飘满屋子，可他没像以前那样说“真香”，只是换了鞋，径直走向卧室——他现在每天最盼的，就是赶紧吃完晚饭，躲进卧室等夜色深了，偷偷吃药。
他走到床头柜前，习惯性地去摸最外层抽屉，却没摸到药包。心瞬间揪紧，像被人攥住了喉咙——药呢？秀兰藏了？她会不会扔了？无数个念头涌上来，他手抖着拉开一个个抽屉，直到在最里面的抽屉里，看到了那个白包的小药包。
他拿出小药包，发现侧面贴着张浅灰色便签。他捏起药包，看着便签上秀兰娟秀的字迹，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冒了上来——她翻他的东西？她怀疑他加量？她觉得他连自己的药都控制不了？
“陈秀兰！”他拿着药包冲出卧室，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客厅里的秀兰被吓了一跳，手里的汤勺差点掉在地上。“你弄我药包干什么？我自己的药我难道不清楚？用得着你管？”
秀兰转过身，看见他眼里的红血丝，手里紧紧攥着药包，像攥着什么仇人似的。她心里一酸，眼泪瞬间涌上来，却不敢掉，只是小声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整理抽屉时看到药少得快，怕你吃多了难受……医生说不能自己加量，我就贴了张便签提醒你。”
“提醒我？”建军的声音更冲了，他举起药包，指节泛白，“我看的是精神科医生，人家开的药，人家比你懂！我吃多少用你提醒？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连吃药都要你盯着？”
他话说得越来越重，像刀子似的扎在秀兰心上。她站在原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抿得发白，想说“我只是担心你”，想说“我怕你出事”，可话到嘴边，却被建军的怒火堵了回去，只能任由眼泪掉在地板上，砸出小小的湿痕。
建军看着她掉眼泪的样子，心里突然一酸——他其实知道秀兰是为他好，知道她怕他依赖药物，知道她夜里总悄悄摸他的额头，看他有没有睡踏实。可他更怕被人戳穿那个秘密——他已经不是吃一片了，昨天晚上，一片药只让他睡了三个小时，凌晨四点醒了之后，他又偷偷加了半片，才勉强挨到天亮。
他怕秀兰知道后会更担心，怕她觉得他“没救了”，更怕承认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用药剂量——就像小时候听的“睡公子”故事，王子吃了巫婆的毒苹果，陷入沉睡，再也醒不过来。他觉得自己也在靠近那个深渊，每多吃一片药，就离深渊近一步，可他却找不到回头的路。
“我不用你管。”他别过脸，不敢看秀兰的眼睛，转身冲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门关上的瞬间，他靠在门板上，滑坐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个药包。药包上的便签被他捏得发皱，秀兰的字迹模糊不清，像他此刻混乱的心情。
他其实后悔了——后悔刚才对秀兰说那么重的话，后悔把自己的恐惧发泄在她身上。可他没办法，他只能用这种强硬的态度掩饰自己的脆弱，只能用“医生比你懂”当借口，堵住所有关心的话——他怕一松口，所有的伪装都会崩塌，怕自己会哭着说“我怕依赖药物，我怕自己醒不过来，我怕不能陪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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