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李卫国近乎梦呓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世界观被颠覆后的茫然。
“书记，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走眼了？”
孙大海握着听筒，久久没有说话。窗外的暮色已经彻底浸染了天空，将最后一点霞光吞噬，只剩下几颗寥寥的星子，在深蓝色的天幕上冷冷地闪烁。
看走眼了？
这个词用得太轻了。
孙大海感觉，他和李卫国就像两个守着一片瓜田的农夫，一直以为田里最大的威胁是偷瓜的猹，却从未想过，田埂边那棵看似人畜无害的小树苗，可能是一株能够洞察风雨、预知未来的神木。
“我知道了。”孙大海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他平静地挂断了电话。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巨大的阴影将他包裹。他没有坐回自己的书记宝座，而是像一尊雕塑般，继续站在窗前，目光投向楼下那个已经空无一人的大院。
李卫国能想到的，他自然也能想到。甚至，他想得更深，更远。
李卫国看到的是两起事件的相似手法，而孙大海看到的，是这两起事件背后，那条清晰得令人心悸的逻辑链。
钱大勇，资历老，背景硬，在县里有关系网。对付这种人，常规的举报信很容易被半路截胡，或者被他用“工作失误”之类的说辞大事化小。所以，“高人”选择了用一封“表扬信”作为武器。这封信的作用不是举报，而是“点火”。它将钱大勇架在火上烤，用那些假得离谱的数据，成功地引起了更高级别领导的注意。最终，借市检查组这把最锋利的刀，一击毙命。整个过程，堪称一门艺术，一门“捧杀”的艺术。
而刘富贵呢？一个贪婪鄙俗的土皇帝，没什么背景，全靠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作威作福。对付这种人，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阳谋。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那些藏不住的贪腐罪证。所以，“高人”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手法。一封详尽、具体、证据链完整的举报信，像一份精准的地图，直接递到了县纪委的手里。纪委要做的，不是去调查，而是去“取证”。这叫“绝杀”，不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
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指向的却是同一种结果：清除毒瘤，快、准、狠，且不弄脏自己的手。
孙大海的指尖在冰冷的窗玻璃上轻轻划过。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昨天在巷口看到的那一幕。
江澈站在老兵张国栋面前，神态轻松，语气随意，讲着一个关于“水泥厂朋友”的故事。当时隔着车窗，孙大海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劝人的方式很高明。但现在，当他把这件事和前后所有事情联系起来，一股寒意便从心底升起。
那个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被克扣的安置费”——对应张国栋被克扣的抚恤金。
“去找领导，领导只会和稀泥”——对应张国栋多次反映无果的现实。
“一闹，事情就成了政治问题，占理也变不占理”——这更是点睛之笔，直接击中了张国栋这种老兵最在乎的“政治声誉”。
最后，他给出了解决方案：“写封信，把证据理清楚，让组织自己去查。”
这哪里是在讲故事？这分明是在进行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干预和舆论引导。他三言两语，就将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拆解成了一封可以被程序控制的举报信。
孙大海缓缓闭上眼睛。
一个刚毕业一年的大学生，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又是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想出如此周全的话术？
巧合？
如果说，钱大勇倒台，江澈置身事外，是巧合。
那么，刘富贵被抓，江澈再次完美避开风暴，这也是巧合？
如果说，江澈恰好出现在张国栋上访的必经之路上，是巧合。
那么，他恰好就懂得如何安抚一个偏执的老兵，这还是巧合？
官场之上，一次巧合是运气，两次巧合是能力，三次、四次，接连不断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了。
那叫布局。
孙大海猛地睁开眼，眼神锐利如刀。
他快步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从一堆文件中翻出了江澈的个人档案。
照片上的年轻人，眉目清秀，甚至带着几分学生气的腼腆。档案上的履历干净得就像一张白纸，家庭背景一栏里写着“普通工人家庭”，社会关系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普通？
孙大海看着那张照片，心里冷笑。
如果这样的人都算普通，那他孙大海在官场里摸爬滚打这半辈子，简直是活到了狗身上。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被他忽略的事。
上次开会讨论水泥厂改制的问题，那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接。最后是他亲自点将，问江澈有什么看法。
当时江澈说了什么？
“我认为，水泥厂改制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其复杂性已经超出了我们镇一级能处理的范畴，建议由县里牵头成立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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