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统率大军突破曹魏边防,再度进攻祁山。这也宣告时隔三年后,蜀汉第四次北伐正式拉开序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役至少在建兴七年第三次北伐已付诸准备。即蜀汉先拿下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治所在今甘肃文县)二郡,扫清祁山外围,又趁曹真主力围攻汉中之际遣魏延、吴懿挺进南安(今甘肃陇西县),重创陇右魏军。
及至建兴九年,汉军二出祁山已是万事俱备,箭在弦上。
作为顶尖的战略家,诸葛亮从不浪战,总是尽一切可能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此番用兵亦不例外,他派遣使者远赴鲜卑,说服曹魏的附义王——鲜卑首领轲比能助阵。
轲比能欣然从命,出兵至原北地郡的石城一带观望,与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面对汉军的凌厉攻势,曹魏“边军不能制敌”,诸葛亮很快包围了祁山堡,并控制周边城邑。及至三月,汉军已攻占位于祁山以东,扼西汉水要道的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兵锋直逼天水郡腹地。
陇右无谷
此时,坐拥主场优势的魏军却出现异常情况,史称“陇右无谷”。
这不免奇哉怪也。自诸葛亮一次北伐之后,陇右已太平了两年。
虽然建兴八年冬十月起大旱数月,但此时应已经粮草入府,何“无谷”?恐怕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建兴八年秋破郭淮、费曜所部,吴懿挺进南安,大遂尽,于是乎,转过年竟然在主场闹起了粮荒。
诸葛亮也恰恰对症下药。纵观第四次北伐,汉军的军事行动正是以补给问题为核心次第展开。
面对汉军的咄咄攻势,曹魏朝廷做了个基本判断,《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
确实,汉军的补给线从汉中沔县(今陕西勉县)至祁山,于崇山峻岭中绵延五百里,看似难以久战。
然而,事实却与他们判断截然相反。正当雍州刺史郭淮为粮荒问题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软硬兼施,从羌、胡少数民族口中夺食之时,诸葛亮却仅仅令以屯垦着称的祁山万户“出租税五百石供军”,足见二郡的补给状况有天壤之别。
对照史料,不难发现曹魏此次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有备而来,针对汉军的补给短板,投入由其本人发明的运输利器——“木牛”。
这是一种可载一人一年口粮,日行二十里,便于山地运输的崭新工具。
有木牛相助,汉军的后勤压力大为减轻,持久战成为战术选项之一,这也是诸葛亮敢于越险深入,在补给问题上与魏军一争短长的物质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古今同理。
郭淮刮了一通地皮,虽然暂时缓解陇右魏军的粮荒,但以边军对敌,委实力不能逮。一旦祁山陷落,汉军粮道畅通无阻,以此为据点大举北上,陇右局势较之第一次北伐恐怕更为严峻。为今之计,也只能期盼朝廷派遣中军赴援了。
春三月,洛阳援军已整装待发,而统帅人选却令魏明帝曹叡大伤脑筋。此前,大司马曹真一直负责对蜀汉战事,但去年北伐连连溃败不说,而归后不久,强撑病躯,求了个移防的帅印,但行未远,曹真回师后便一病不起,迁延至此时已堪提帅哀哉。
曹魏大将,曹真之次便是车骑将军张合,此公长期活跃于关中、陇西,是曹营“五子良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可谓老当益壮,军事经验之丰富天下罕有其匹。
按理说,由张合接掌帅印可谓顺理成章,但大约是张将军当年临阵反水,导致袁绍官渡大败的黑历史令曹叡有所犹豫,于是乎,从荆州前线招来出身根正苗红的大将军司马懿,使其抚军西北长安,空降指挥关右魏军。
临阵换将,兵家大忌。司马懿虽然这几年屡建功勋,毕竟于军旅之事素历尚浅,张合曾为宿将,岂能心服?当年周瑜用事,程普“自以久将”,虽处卑也。
司马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果不其然,大将军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没点,已经和二把手张合话不投机,发生激烈的争执;《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宣王使要、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馀众悉出,西救祁山。
合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
细读这段史料不难发现,司马懿与张合的态度南辕北辙。此前从未与诸葛亮交手的司马懿持进取策。
此时郭淮、费曜等人所率的陇右机动兵力约四万人,倾巢而出,主动救援祁山,他本人亦亲率主力为后援,大有灭此朝食,毕其功于一役之势。
而与诸葛亮交手多次的张合极为谨慎,主张分兵屯驻关陇的雍城、郿城为预备队,一则防备汉军出奇兵进攻关中,二可做好梯次防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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