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诸将都建议驻守渭北以阻挡蜀军,但司马懿却认为“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于是“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并且信誓旦旦地告诉诸将:“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结果就是“亮果上(五丈)原”。光看这段记载,人人都会觉得司马懿真乃帅才,任你诸葛亮一代人杰精明似鬼,也不免“堕吾画中”。
但看资料就怕对照,翻开《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记载就全然不同:青龙二年(即蜀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
武功水发源于秦岭鳌山,由南向北汇入渭河,两者大致构成一个丁字形。此地西为岐山,南为秦岭,位于狭长的陇道走廊正中,东为咸阳长安,西为宝鸡天水。抵达五丈原的蜀军从秦岭出来之后,所处便是这丁字形地带。司马懿所谓诸葛亮“出武功,依山而东”,是担心蜀军出隘口后由此地沿渭水南岸东进。若如此,蜀军右为秦岭,左为渭水,魏军难以从侧翼发起攻击,而蜀军又可利用渭水运输物资或投送兵力,一路畅通直扑长安。
因此,司马懿不顾众将反对,坚持渡过渭河到南岸“背水为垒”,就是为占据丁字形的右下方角位,一则隔武功水阻挡蜀军去路,二则“百姓积聚皆在渭南”,他担心蜀军因敌就粮,后勤无忧。
不过,雍州刺史郭淮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若亮跨渭登原”,也就是横渡渭河,占据五丈原和积石原,将丁字形地区纵切为两段,就有可能“隔绝陇道”,切断陇右同关中的联系。因此,郭淮要求在渭水北岸积石原(北原)布防,将蜀军压缩在丁字形左下角的位置。在他的力争之下,司马懿不得不同意——反正魏军兵力大概是蜀军的两倍,分兵也有底气。
事实证明,郭淮的判断更具前瞻性。郭淮长期战斗在一线,他注意到蜀汉“并田于兰坑”的细节。兰坑即今甘肃西和县,位于天水以南,时属武都郡,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时攻取了此地。蜀军在此屯田,明显是在此方向上有所企图。而假如蜀军据五丈原、积石原,横切陇道,将魏军西线主力挡在武功水以东,然后从兰坑出兵——考虑到蜀军主力在武功一带,极有可能是联络反魏友军的武都羌族——对空虚的天水、宝鸡发起钳形攻势,那么陇右恐将不再为曹魏所有。
这也正是诸葛亮一贯的战略思路: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此外,因预期蜀军不选择原有东进路线,横断陇道的诸葛亮还可根据情况进兵国力单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今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一带),同鲜卑轲比能相接,“摇荡民、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蜀汉都将占据战略主动,而曹魏西面局势则会陷入大混乱。大战尚未爆发,司马懿就出现判断失误,若不是一线将士坚持正确主张,历史或许早已改写。好在司马懿还有两个优秀儿子,使得日后大晋仍可宣称:五丈原之战乃先祖指挥。
对峙五丈原:僵持表象下的攻防战
关于五丈原之战的记载,大都集中在《三国志》之《魏书·郭淮传》《蜀书·诸葛亮传》,以及《晋书·宣帝纪》中,其中《诸葛亮传》最为简短:“(亮)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馀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从此传记来看,诸葛亮似乎上了五丈原就被魏军所阻,对峙之下一直没有作战机会,无奈的他只能分兵屯田,准备长期抗战,只可惜天不假年,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不过,后人对照魏方资料就会发现,魏蜀两军虽没有大规模决战,但小规模的机动作战并不少。按《宣帝纪》的说法,诸葛亮本来要北渡渭水,司马懿就派周当驻军阳遂引诱其来战,但蜀军却没有向北发动进攻,于是司马懿就告诉部下:“亮欲争(积石原)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派遣胡遵、郭淮加强阳遂守备,使得诸葛亮“会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
单看此段资料,人们定会感觉一头雾水。司马懿派人“屯阳遂以饵之”,大约是想筑个碉堡诱敌来攻,诸葛亮不上钩,司马懿就恍然大悟地表示明白诸葛亮的意图了。按一般叙事逻辑,他不是应该担心敌军声东击西,加强其他渭河边的防御以抵御蜀军的进攻吗?为何突兀地派兵筑阳遂,坐等蜀军来攻?
这段语焉不详文字背后的玄机,可能就在《郭淮传》中:“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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