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了打破僵局，假装出兵向西机动，所有的将领都认为蜀军要集中全力攻魏军积石原西侧的营地，唯有郭淮认为蜀军真正目标是东侧的阳遂，于是加强了阳遂的防备。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曾提到，阳遂是渭水以北、积石原以东的某处要地（一说为陕西岐山县蔡家坡镇）。若蜀军夺取此地，便从中截断渭水南岸司马懿大营和北积石原郭淮营寨的联系。要不是郭淮看破诸葛亮的围魏救赵之计，魏军又得陷入被动——如此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司马懿传记中此战记载颠三倒四。他要么是“诸将皆谓”中的一员，作为统帅判断失误；要么就是友军有难时未及时参与郭淮部防御，自然不好详细记载，成文时只能含糊其辞。
从一些其他零星的资料来看，五丈原之战并不是完全静态的对峙作战。除佯动攻阳遂外，诸葛亮一直在主动寻求战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曾提到，诸葛亮在五丈原之南的乐城大桥，写了一封信：“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纸条上还提及，希望能通盟息兵，若魏军同意，蜀军当停师，越水结桥，桥成便离去。
第五次北伐是吴蜀联动，步骘等将领也在其他战场配合。诸葛亮给轲比能通报战况，如同给后主上表一样可信。假如郦道元记载的此段资料为真，那么当时诸葛亮其实曾跨过武功水向东发起过进攻，甚至一路挺进了二十余里，只因魏军占据了名为马冢的高地，蜀军仰攻不利，方才停止不前。
这些记载似乎能解释正史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假若司马懿将注意力集中于渭水以东、武功以东的马冢高地，等讨论出结果再让郭淮匆匆赶去五丈原对面布防，一路要跑20余里（约相当于现代7千米），自然没时间从容构筑防御工事；而蜀军只需在附近武功水两岸活动，蜀军大营在武功水东五里，渭水在武功水东，正对着积石原，有栈道可通，蜀军能在郭淮眼皮子底下如入无人之境般从容机动，根本不用担心在渭水以南同司马懿部发生大规模冲突。
司马懿为何不逼近蜀军，强渡武功水？很大可能是他自知军队战力不如蜀军，不敢轻易与蜀军近距离交锋。另一条材料也清楚地表明了两军的差距：蜀军出兵是三月，对峙于五丈原为四月，此时武功水水量稀少，蜀军大营与渭水岸边的营寨可相互策应，魏军不敢来攻。进入夏季后，岭雪消融，山洪暴发，使得魏军的营寨孤立无援。司马懿曾集中优势兵力，想趁机吃掉孤立的蜀军，可如果蜀军渡水，以弩箭射住阵脚，便能从容搭建竹桥逃走。相较之下，魏军战力实在难以称道，司马懿只敢收缩据守，也算是对自身实力有清醒认知。
蜀军战力为何如此之强？从史书中透露的情况来看，诸葛亮在几年的休整期内，针对蜀军以往的弱点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仅改进了军械，如木牛流马的运用，解决了粮草运输难题；还强化了军队训练，提升了士兵的作战技能与纪律性。这使得蜀军在五丈原与魏军的对峙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战术优势。
然而，命运终究没有站在诸葛亮这边。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享年五十四岁。他的离世，标志着蜀汉北伐事业的重大转折，也为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天的五丈原对峙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蜀军按照诸葛亮生前的部署，秘不发丧，缓缓退兵。司马懿率军追击，蜀军推出诸葛亮的木像，司马懿疑有埋伏，不敢再追，“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五丈原之战，是诸葛亮北伐生涯的最后一战，他倾尽蜀汉之力，试图为蜀汉开拓生存空间，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人所敬仰与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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