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府稚子：生于风雨飘摇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深秋，北京醇亲王府的菊花开得正盛，载沣的第四子溥任在东跨院的暖阁里降生。他的父亲是时任监国摄政王的载沣，母亲是侧福晋邓佳氏——一位性子温和、眉眼带笑的女子。此时，长兄溥仪已登基为帝，二哥溥杰、三哥溥倛（早夭）的名字早已被记入皇室玉牒，溥任的到来，像一瓣悄然飘落的菊花，为这座承载着太多政治重量的王府，添了几分寻常人家的暖意。
溥任的童年，是在王府的亭台楼阁与书墨香中度过的。他不像二哥溥杰那样常入宫伴驾，也不像父亲那样被政务缠身，更多时候，他是跟着母亲邓佳氏在西花园里玩耍。邓佳氏会教他认花草的名字，用糯米面捏小玩意儿，或是坐在葡萄架下，给他讲《二十四孝》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亲尝汤药”“扇枕温衾”，像种子一样落在他心里。
载沣虽忙，却总记得这个最小的儿子。每日散朝回来，若天色尚早，便会去书房看溥任练字。溥任的字起初歪歪扭扭，载沣从不呵斥，只是握着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写字如做人，要稳，要正。”有时，载沣会拿出西洋的留声机，放些外国曲子，看着溥任跟着旋律摇晃，紧绷的脸上便会露出笑意。
王府的书房是溥任最爱去的地方。高大的书架上，既有线装的《资治通鉴》，也有封皮烫金的西洋画册。他常常踩着小板凳，抽出一本插图版的《西游记》，蹲在角落里看得入迷，直到太监来催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那时的他，还不懂“摄政王”“皇帝”意味着什么，只知道父亲和兄长们身上，总有一种他读不懂的沉重。
二、少年岁月：王朝落幕中的成长
宣统三年（1912年），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到醇亲王府，载沣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四岁的溥任扒着门缝，看到父亲对着一幅康熙帝的画像发呆，案几上的茶杯凉透了也没动。母亲邓佳氏把他拉到一边，轻声说：“以后，不能再叫‘皇上’了，要叫‘大哥’。”他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纳闷：为什么大哥不能再住在宫里了？
王朝落幕，王府的日子渐渐褪去昔日的奢华。侍卫减少了，宴席稀疏了，连院子里的牡丹都不如往年繁盛。但这些变化，对年幼的溥任影响不大。他依旧每日去书房读书，跟着府里的老先生学《论语》，只是先生讲课的内容里，多了些“天下为公”“民生为大”的新词。
十岁那年，溥任第一次走出王府，跟着管家去逛护国寺。庙会的喧嚣让他眼花缭乱：吹糖人的小贩捏出孙悟空的模样，说书先生唾沫横飞地讲着“三国”，还有穿短褂的学生举着传单，喊着他听不懂的口号。他攥着母亲给的铜板，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咬下去又酸又甜，比府里的点心多了几分烟火气。
回家后，他把见闻讲给父亲听。载沣听完，沉默半晌，说：“外面的世界变了，你要多看看，多学学。”从那以后，载沣不再限制他出门，有时还会让他带些王府里的旧书，送到琉璃厂的书局去卖，换些新式的课本回来。溥任抱着那些印着铅字的《科学常识》《算术》，觉得比线装书新奇多了。
这期间，二哥溥杰常来王府看他。溥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穿着西装，讲起东京的电车、学校，眼里闪着光。溥任缠着二哥问东问西，对那个“能造飞机、能修铁路”的世界充满向往。溥杰摸着他的头说：“将来，你也去读书，学真本事，别像咱们这样，被困在‘王爷’的名分里。”
三、成家立业：从贵胄到先生的转身
1931年，二十二岁的溥任娶了妻子金瑜庭。金瑜庭是内务府大臣金梁的女儿，自幼读过新式学堂，会算算术，还能讲几句英语。两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金瑜庭穿着浅蓝色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本冰心的《繁星》，溥任看她的眼神，像看到了书中的星星。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金瑜庭不喜欢“福晋”的称呼，让府里人叫她“金先生”。她把东跨院的一间厢房改成书房，摆上书桌、书架，还有一架缝纫机。溥任每天帮她整理书籍，她则教溥任用缝纫机——那“咔嗒咔嗒”的声响，比王府里的钟表声更让人觉得踏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北京）沦陷。看着街上横行的日本兵，听着广播里的亡国论调，溥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和金瑜庭商量：“不能让孩子们将来变成亡国奴，咱们办学吧，教他们学中文，学历史。”金瑜庭当即点头：“我支持你，家里的东西，能变卖的都卖了，凑办学的钱。”
夫妻俩说干就干。他们把醇亲王府的西花园腾出来，收拾出十间房做教室，又请了几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的老秀才和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当老师。1938年，“竞业小学”正式开学，取“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之意。溥任任校长，金瑜庭教算术和英语，学生大多是王府附近的平民子弟，学费给多给少全凭自愿，实在穷的，给些粮食、柴火也能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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