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常有同学围着他问“王府里是不是有金山银山”“皇帝吃饭是不是要一百道菜”，毓麒总是摇头：“我家现在也吃窝头，父亲说，浪费粮食是罪过。”
这期间，二哥恒馞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在北洋军中任职。每次回家，都会给毓麒讲日本的军校生活，讲“军国主义”“民族精神”，毓麒听得热血沸腾，总缠着二哥教他打枪、练刺杀。毓朗知道后，并未斥责，只是说：“习武可以强身，但不能好斗。你二哥在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城一夜之间又挂起了龙旗。肃亲王府里，毓朗的老幕僚们纷纷劝他“出山辅佐”，毓朗却闭门谢客，只对家人说：“闹剧罢了。”毓麒看着街上穿着清朝官服的人来来往往，觉得很滑稽，他问父亲：“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毓朗指着院子里的海棠树：“花开花落，自有时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复辟失败后，社会对前清宗室的敌意渐浓。有人在学堂里骂毓麒是“亡国奴的儿子”，他气得和人打架，脸上挂了彩。回家后，颜扎氏心疼地给他上药，毓朗却让他站在祠堂罚跪：“记住今天的疼。不是不让你争，是要争得有道理。人家骂你，你打回去，只能证明你和他一样没风度。真正的体面，是活出个人样来。”
那天晚上，毓朗给毓麒讲了肃亲王豪格的故事——当年豪格在关外征战，被多尔衮陷害，却始终不肯折节求饶。“咱们的祖宗，输过仗，流过血，却从没丢过骨气。”毓麒摸着脸上的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举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上街游行。毓麒瞒着家人，偷偷跟着同学去了天安门。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他第一次感受到“国家”二字的重量，不是王府里的祖训，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无数人攥紧的拳头和滚烫的热血。
回家后，他把见闻告诉三哥恒锟，恒锟正在画《流民图》，闻言放下画笔：“四弟，你长大了。这天下，早就不是咱们家的天下了，是所有人的。”
这一年，毓麒十七岁，褪去了少年的青涩，眼神里多了几分思索。他开始读《新青年》，学白话文，甚至和同学一起办了份油印小报，虽然只出了三期就停刊，却让他明白：时代的车轮，早已碾过王府的红墙，没有人能停留在过去。
三、弱冠谋生：在新旧夹缝中寻找立足之地
民国十年（1921年），毓麒从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意思，他本该像二哥恒馞那样去军校，或像大哥恒耆那样进政府部门，可他却提出要去天津的洋行做事。
这个决定在王府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毓朗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我毓家子孙，就算喝粥，也不能去给洋人当差！”颜扎氏哭着劝他：“麒儿，听你父亲的话，稳稳当当不好吗？”
毓麒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您教我们‘守礼、知耻、爱国’，可现在的‘礼’不是三跪九叩，‘耻’不是丢了爵位，‘国’也不是爱新觉罗的国。我去洋行，不是为了伺候洋人，是为了学他们的本事——他们怎么做生意，怎么管理，怎么让国家变强。您当年编新军，不也是学洋人吗？”
毓朗沉默了很久，看着这个最小的儿子，想起他出生时自己盼他“祥瑞”的期许，忽然叹了口气：“路是你自己选的，将来不管多难，都不能回头。”
这年秋天，毓麒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天津，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做学徒。洋行里的人大多知道他是前清宗室，有人好奇，有人轻视，他却不多解释，只是埋头做事。从打扫卫生、收发信件做起，很快就学会了用打字机，能说简单的英语，甚至能看懂进出口单据上的专业术语。
洋行的经理是个英国人，起初对他很冷淡，一次盘点货物时，发现毓麒能准确报出库房里每批茶叶的产地和保质期，惊讶地问：“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毓麒笑道：“我父亲教过，做事要‘谨行’，不能马虎。”
在天津的日子很苦，住的是洋行提供的集体宿舍，吃的是粗茶淡饭，和王府的锦衣玉食天差地别。可他从未抱怨，反而觉得踏实。每月发了薪水，他除了留够生活费，其余的都寄回家里——大哥恒耆在财政部的薪水不高，三哥恒锟卖画收入不稳定，父亲的宗人府俸禄时有时无，家里的开销全靠二哥恒馞的军饷支撑，他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
民国十二年（1923年），毓朗病重的消息传到天津。毓麒连夜赶回北京，肃亲王府里弥漫着浓重的药味。父亲躺在床上，已经认不出人，只是反复念叨着“新军”“海防”“祖宗”。毓麒守在床边，握着父亲枯瘦的手，把自己在洋行的经历讲给他听：“爹，我学会了做进出口生意，知道了茶叶怎么运到英国，布匹怎么从美国进来。将来，我也要让咱们国家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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