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留之际，毓朗忽然清醒过来，看着毓麒：“麒儿，你……做得对……”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办理丧事时，前清的旧臣来了不少，对着毓朗的遗像痛哭流涕，说“宗室又少了一根顶梁柱”。毓麒穿着素服，一一答谢，脸上没有过多的悲戚，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他知道，父亲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他们这一辈的路，得自己走了。
父亲去世后，毓麒辞去了洋行的工作，回到北京。大哥恒耆劝他：“我在财政部给你找个差事吧，稳妥。”他却摇摇头：“大哥，我想自己做点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毓麒用在洋行攒下的钱，在王府井开了家小小的贸易行，取名“瑞麟行”，专门经营北平的特产——景泰蓝、内联升的布鞋、荣宝斋的字画，卖给来北平旅游的外国人和洋行买办。
开业那天，三哥恒锟送了他一幅画，画的是《松鹤图》，题字“守正出奇”。二哥恒馞送来一块牌匾，写着“诚信为本”。姐姐恒慧则带着她的蒙古亲王丈夫，送来一对银质的算盘，说：“赚钱重要，清白更重要。”
毓麒对着家人深深一揖：“请放心，我不会给父亲丢脸。”
起初生意并不好做。外国人不识货，总觉得他的东西比洋行贵；同行排挤，说他“前清余孽抢饭吃”。毓麒不气不恼，只是坚持“一分钱一分货”：卖的景泰蓝，都是他亲自去珐琅厂盯着做的，花纹、釉色稍有瑕疵就拒收；字画都是请三哥恒锟把关，绝不出售赝品。
有次，一个美国商人想买一幅郑板桥的竹画，毓麒如实告诉他：“这是仿品，虽然仿得好，但我不能当真品卖给您。如果您喜欢，我可以给您找幅当代画家的真迹，价格公道。”美国商人很惊讶，后来成了他的常客，还介绍了不少客户。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毓麒却依旧住在贸易行后面的小隔间里，每天亲自验货、打包、送货。有人劝他：“你好歹是宗室之后，何必这么辛苦？”他笑道：“我现在是个生意人，辛苦是本分。”
四、情定与家累：烟火人间里的责任担当
民国十四年（1925年），经人介绍，毓麒认识了蒙古镶黄旗的女子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前清理藩院尚书的孙女，自幼读新式学堂，会说英语，却也精通满文刺绣，性格爽朗，颇有草原女子的英气。
第一次见面在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博尔济吉特氏穿着一身湖蓝色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本《飞鸟集》，见到毓麒便笑着说：“早听说肃王府的四公子开了家贸易行，今天一见，果然不像个养尊处优的王爷。”
毓麒也笑：“博尔济吉特氏的格格，不也没穿花盆底吗？”
两人相谈甚欢，从北平的特产聊到外国的文学，从生意上的难处聊到对时局的看法。博尔济吉特氏说：“我父亲总说，女子要守本分，可我觉得，本分不是待在家里绣花，是把日子过明白。”这话深得毓麒心意。
交往半年后，两人决定成婚。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按宗室的规矩大摆宴席，只请了家人和几个朋友。博尔济吉特氏的嫁妆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箱书和一架缝纫机——她说：“以后家里的衣服，我自己做。”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博尔济吉特氏不仅是毓麒的妻子，更是他的生意伙伴，她懂外语，负责接待外国客户；毓麒则主内，打理货源和账目。两人常常一起在灯下核对订单，博尔济吉特氏算得快，毓麒记得细，配合得十分默契。
民国十六年（1927年），长子出生，毓麒为他取名“恒钰”，希望他能像玉一样坚韧纯粹。三年后，次子恒钧降生，一家四口挤在贸易行后面的小隔间里，虽然狭小，却充满了笑声。
此时的北平，时局愈发动荡。张作霖的军队进了城，街上时常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贸易行的生意时好时坏，外国游客少了，订单也跟着减少。毓麒不得不拓宽业务，开始给北平的饭店、旅馆供应特产，有时还要亲自蹬着三轮车送货。
有次遇到劫匪，抢走了他身上的货款。博尔济吉特氏抱着他受伤的胳膊哭，他却笑着说：“没事，人在就好。钱没了，再赚。”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北平，毓麒召集家人开了个会。大哥恒耆在财政部的职位岌岌可危，二哥恒馞的军队被调往华北，三哥恒锟的画展因时局动荡被迫取消，姐姐恒慧的丈夫在蒙古组织抗日武装，让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肃亲王府的老宅，一下子热闹起来，却也充满了焦虑。毓麒把贸易行的流动资金拿出来，一部分给二哥恒馞购买弹药，一部分给三哥恒锟作为逃难的盘缠，剩下的则用来支撑全家的开销。
博尔济吉特氏毫无怨言，把自己的首饰变卖了，换成粮食和药品。她对毓麒说：“钱没了可以再赚，家散了，就什么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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