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阁楼里的鎏金扣
林知夏是在搬去老城区出租屋的第三个周末，发现那个樟木箱的。
阁楼斜顶压得人直不起腰，阳光透过积灰的老虎窗，在地板上投出菱形光斑。她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去找旧棉被，指尖先触到箱盖的铜锁——早生了绿锈，轻轻一掰就开了。里面没有棉被，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裹着个巴掌大的女包。
是款老式手拿包，黑色丝绒面上绣着缠枝莲，金线早褪成了暗黄色，唯独包口那枚鎏金扣还亮着。扣面刻着朵极小的玉兰花，边缘被摩挲得圆润，指腹蹭过时有细腻的涩感。林知夏把包翻过来，内侧衬里破了个小口，露出半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娟秀的钢笔字：“赠阿蘅，岁岁安。”
楼下传来房东太太的喊声，说快递到了。林知夏把包塞进帆布包，匆匆下楼。快递盒里是她新接的设计稿需求——某品牌要做一款“复古轻奢”手拿包，客户特别强调“要有故事感”。她坐在吱呀晃的藤椅上，盯着电脑屏幕里的“故事感”三个字，指尖又摸到了帆布包里的鎏金扣。
当晚，林知夏把丝绒包摊在书桌上，用软毛刷轻轻扫去浮尘。缠枝莲的针脚细密，每朵花瓣的弧度都不一样，显然是手工绣的。她对着台灯看那枚鎏金扣，忽然发现扣内侧刻着个极小的“1947”。
“1947年的包……”她对着空气喃喃，忽然想起外婆抽屉里那本旧相册。外婆去世时，她只带走了相册，里面有张穿旗袍的年轻女人的照片，怀里抱着个婴儿，手腕上搭着个黑色丝绒包，包口的扣子亮得晃眼。
林知夏连夜翻出相册，找到那张照片。照片背后没有字，但她记得外婆说过，那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林知夏的太外婆，1947年在上海拍的。
“阿蘅……难道是太外婆的名字？”
第二天，林知夏请假去了市图书馆。她在民国文献区泡了一整天，翻遍了1947年的上海报纸广告，没找到任何关于丝绒绣包的信息。倒是在一本旧杂志里看到篇短文，说当年静安寺附近有家叫“锦绣阁”的手作包店，店主是个姓苏的女裁缝，专做定制包，用料讲究，可惜1949年后就关店了。
短文配了张模糊的店铺照片，橱窗里摆着几个包，其中一个的轮廓，和她手里的丝绒包几乎一模一样。
林知夏盯着照片里的“锦绣阁”招牌，忽然想起什么——她大学时的导师，张教授，研究民国上海手工业多年。她立刻掏出手机，给张教授发了条消息。
第三天下午，林知夏抱着丝绒包，坐在张教授的办公室里。老教授戴上老花镜，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手指在鎏金扣上停住：“这扣是老上海‘宝成银楼’的手艺，1940年代中期很火，只有定制包才会用这么精致的扣。你看这缠枝莲绣，用的是苏绣里的‘虚实针’，不是机器能绣出来的。”
“张教授，您知道‘锦绣阁’和苏裁缝吗？”
张教授愣了愣，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手稿：“我当年做调研时，采访过一位姓苏的老太太，她说她母亲就是‘锦绣阁’的店主，叫苏玉衡。”
林知夏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苏玉衡……会不会就是‘阿蘅’？”
“很有可能。”张教授翻开手稿，指着一段记录，“苏老太太说，她母亲当年给很多名媛做过包，1947年的时候，给一位姓林的太太做过一款缠枝莲丝绒包，说是贺她生女的礼物，包扣内侧刻了年份，还绣了对方的名字缩写。”
林知夏攥紧了手里的包，指尖有些发凉：“那位林太太……会不会是我太外婆？”
张教授看了她一眼，慢慢说：“苏老太太说，那位林太太后来跟着丈夫去了台湾，临走前把包还给了苏玉衡，说‘时局乱，带不走这么多东西，留着给你做个念想’。苏玉衡一直把包放在樟木箱里，直到1980年代，才托人把包带给了在大陆的女儿。”
“那这个包怎么会到我外婆手里？”
“苏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位姓林的先生，住在苏州。”张教授合上手稿，看着林知夏，“你外婆是不是苏州人？”
林知夏点头，眼泪忽然掉了下来。她想起外婆说过，她的父亲，也就是林知夏的外公，是苏州人，姓林。
原来这个包，兜兜转转几十年，还是回到了林家。
第二章 帆布包里的星光
林知夏把丝绒包的故事写进了设计稿里。她以缠枝莲为基础，简化了绣纹，用现代的哑光丝绒代替老式亮丝绒，包扣做成可拆卸的——正面是复刻的玉兰花鎏金扣，背面刻着“岁岁安”三个字。
客户看到设计稿时，当即拍板：“就这个！比那些空喊‘复古’的设计有温度多了。”
签合同那天，林知夏去商场买材料，路过一家帆布包店，看到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攥着皱巴巴的零钱，盯着橱窗里的帆布包发呆。包上印着梵高的《星空》，定价五十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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