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长安总爱落些黏腻的雨，可咸通十二年三月十七这天，天却晴得发晃。沈砚之攥着那卷皱巴巴的《河渠疏》站在尚书省衙门前，抬头望着高高的朱漆榜架，指尖的冷汗几乎要洇透纸页。
榜架下早围满了人，多是穿着青衫的举子，也有几个留着短髭的吏员，人人都盯着那方刚贴上去的黄麻纸。纸头用朱砂写着“招贤揭榜”四个大字，下面密密麻麻列着条陈——从关中渠堰年久失修，到漕运梗阻导致粮价飞涨，最后落在“募能治渠者，授水部主事，赏钱五十万”。
“这榜文贴了半月，连工部的老匠都不敢应，你说谁有这胆子？”旁边两个举子低声议论，“听说去年治渭水的李博士，最后还不是落了个‘劳民伤财’的罪名，被贬到岭南去了。”
沈砚之的心沉了沉。他三年前从江南来长安，原想考个功名，却连落两榜，如今只能在城南破庙里抄书度日。若不是上个月在书铺里翻到一本前朝的《水经注疏》，里面夹着张不知名匠人画的关中渠系图，他断不敢来凑这个热闹。
正愣神间，人群忽然骚动起来。一个穿着绯色官袍的人从衙内走出，腰间挂着金鱼袋，正是水部侍郎崔彦昭。他走到榜架前，目光扫过众人，声音洪亮：“此榜关乎关中百万生民，若有能者，可即刻揭榜，随我入内议事。”
话音刚落，人群鸦雀无声。有人往后缩了缩，有人低头捋着胡须，连方才议论的举子也闭了嘴。沈砚之攥着《河渠疏》的手更紧了，指节泛白——他想起去年冬天在灞桥边看到的景象：结冰的渠水断了流，沿岸的农户蹲在田埂上哭，地里的麦苗干得能搓出灰。
“没人应吗？”崔彦昭叹了口气，正要转身，却听见一个清瘦的声音响起：“下官愿揭此榜。”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拨开人群走到榜架前。他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站在绯衣官袍的崔彦昭面前，像株刚冒芽的芦苇。
“你？”崔彦昭打量着他，眉头微蹙，“你是何人？有何凭据敢说能治渠？”
沈砚之双手捧上《河渠疏》，声音虽轻却稳：“下官沈砚之，江南吴县人。此疏中详列了关中三渠十二堰的淤塞处，还有前朝匠人所绘的渠系图，标注了泄洪口与引水闸的旧址。若崔侍郎信得过，下官可三日之内拿出修渠方案。”
崔彦昭接过疏卷，翻开一看，眼睛渐渐亮了。疏卷上的字迹工整，不仅标注了淤塞的里程，还写了“以木为闸，以石固堤”的具体法子，甚至算了所需的人工与物料。最难得的是那张附图，用墨线细细勾出渠水的走向，连地下暗渠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这图……你从何处得来？”崔彦昭指着图上的一处暗渠标记，“此处是永徽年间修建的龙首渠暗涵，三十年前就已废弃，连工部的档册里都没有记载。”
“是下官在书铺偶然得见，”沈砚之如实答道，“那匠人似乎是前朝的河渠令，因遭人诬陷，才将此图藏在书中。”
崔彦昭点点头，又问：“你可知治渠最难之处在哪？”
“在于‘疏堵结合’。”沈砚之脱口而出，“渭水汛期湍急，若只清淤不固堤，来年仍会淤塞；若只固堤不清淤，渠水不畅，仍无用处。下官计划先派水工测量各渠水位，再组织民夫分段清淤，同时用青石加固险堤，在关键处设分水闸，既可泄洪，又可引水灌田。”
他说得条理清晰，崔彦昭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旁边的吏员凑过来低声道：“侍郎，此人无名无份，万一……”
“无名无份又如何？”崔彦昭打断他，目光落在沈砚之身上，“李博士当年败在只懂书本，不懂实务。此人既能找到前朝渠图，又能提出‘疏堵结合’的法子，比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举子强多了。”
说罢，他上前一步，指着榜文：“沈先生，此榜你可愿揭？”
沈砚之心中一热，上前一步，伸手撕下那方黄麻纸。纸页有些粗糙，却像有千斤重。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有人羡慕，有人质疑，还有人低声说“不知天高地厚”。
崔彦昭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郑重：“沈先生，从今日起，你便是水部主事。三日后，我在衙内等你的修渠方案。若能成事，长安百万生民都会记着你的功劳。”
沈砚之躬身行礼，声音有些发颤：“下官定不辱使命。”
走出尚书省时，日头已偏西。沈砚之攥着那张榜文，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路过灞桥时，他停下来，望着桥下缓缓流淌的渠水。春风拂过，岸边的柳树抽出新绿，远处的田野里，农户们正在耕地，隐约能听见牛叫声。
他想起幼时在吴县，父亲也是个治水的匠人，常带着他在河边看水势。父亲曾说：“水是活的，治渠不是跟水斗，是跟水商量。你懂它的性子，它才会听你的。”
如今，他终于有机会像父亲一样，为百姓做些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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