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商标的成功注册与市场认可，如同给企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最终演变成了汹涌的波涛。订单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暴涨，省城百货公司的要货单、周边县市供销社的采购函、甚至外贸局转来的初步意向书，雪片般堆满了苏晚的办公桌。
生产计划排得密不透风，车间里原本规律运行的缝纫机声，如今变得急促而嘈杂，仿佛永不停歇。工人们三班倒，机器连轴转，原料仓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空下去，成品仓库又迅速被填满，然后很快被拉货的卡车清空。整个锦绣制造厂像一架被上紧了发条的机器，高速运转着，每一个零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这架刚刚完成“品牌化”升级的机器，其内核的管理系统，却还是过去小作坊式的、依靠人情与默契维持的版本。高速的扩张，很快就让这陈旧的系统不堪重负，潜藏的问题如同雨季的苔藓，在忙碌的缝隙中悄然滋生，然后迅速蔓延。
最先暴露的是生产流程的混乱。
这天上午，苏晚正在办公室与百货公司的采购科长敲定一批紧急订单的细节，车间主任张师傅就一头汗地闯了进来，也顾不得有客人在，焦急地喊道：“厂长！不好了！裁剪车间把下个礼拜要交外贸局的那批劳保鞋鞋面料，当成今天要发往市百货的货给裁了！尺寸全不对！”
苏晚心里“咯噔”一下，强笑着对采购科长道歉，匆匆打发走客人，立刻跟着张师傅赶往车间。
裁剪车间里，负责的老师傅一脸懊悔，指着堆在一旁裁错的布料：“厂长，这……这订单太多了，单子都混在一起，我看岔了……”
这还只是开始。紧接着，缝纫车间那边又传来消息，因为赶工，好几批不同订单、不同规格的零件被混放在一起，工人们拿错部件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组装好的产品不得不返工。包装组更是乱成一团，新设计好的、印着崭新“锦绣”商标的包装盒和旧库存的普通包装盒混用，发货单和实物时常对不上号。
“昨天发往县供销社的货，里面竟然混了十双打算返修的鞋！”负责发货的老王苦着脸汇报，“人家今天电话都打到厂里来了！”
苏晚焦头烂额，像一个救火队员，哪里出了问题就扑向哪里。她嗓音沙哑地在各个车间之间协调、指挥，试图用个人的权威和精力去弥补制度上的漏洞。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旧的问题还没彻底解决，新的混乱又接踵而至。
而这生产的混乱，仅仅是一切麻烦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冲突，则在人员的管理上，尖锐地爆发出来。
为了应对暴涨的订单，苏晚听从了林长河的建议，在严格考核后，又招录了一批新人。这批新员工大多是省城待业青年，有初中甚至高中学历，头脑灵活，接受新事物快，但同时也带着城里人的优越感和对纪律的散漫。
以赵婶子、张梅为代表的“元老”级员工，都是跟着苏晚从村里出来的，或者是在村里作坊时期就加入的。她们对苏晚和林长河有着深厚的感情，干活舍得下力气，对厂子有很强的归属感，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习惯于听从明确的指令，对于新引进的半自动设备，学习起来也比年轻人慢些。
矛盾首先在工作量分配上显现。新员工脑子活，手脚快，尤其是在操作半自动设备上优势明显，完成的计件数量自然就多。而赵婶子她们，虽然兢兢业业，但速度上难免吃亏。
休息时间里，一个叫孙卫国的年轻男工，一边炫耀般地甩着手中的工票，一边对同伴嘀咕：“瞧见没？这年头光靠傻干不行，得用脑子！那些老大婶，磨蹭一上午，还没我两小时干的活多。”
这话恰好被进来喝水的张梅听到，她顿时就炸了：“小兔崽子你说谁傻干呢？没有我们当初一针一线踩缝纫机，能有这厂子？你们现在吃的现成饭，还嫌弃做饭的人慢了？”
孙卫国年轻气盛，不服气地顶嘴：“张婶，话不能这么说！现在是新社会，讲的是效率！厂子要发展，光靠老黄牛精神可不行！”
“你！”张梅气得脸色通红，被闻声赶来的赵婶子死死拉住。
类似这样夹枪带棒的口角，在车间、在食堂、在宿舍，时有发生。新员工觉得老员工“思想落后”、“占着茅坑不拉屎”，老员工则觉得新员工“眼高手低”、“忘恩负义”，缺乏对厂子历史的尊重。
更深的隔阂，则体现在生活方式和观念上。下班后，新员工们喜欢聚在一起听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讨论电影和时兴的的确良衬衫，言语间对老员工们土气的穿着、带着乡音的谈吐，时常流露出不经意的轻视。而老员工们则看不惯新员工的“资产阶级做派”，觉得他们浮躁，不能吃苦，对厂子没有“家”的感情。
一次，厂里为赶一批紧急订单，苏晚动员大家自愿加班。赵婶子、张梅等人二话不说，放下家里的事就来了车间。而好几个新员工却以“有事”、“约好了人”为由推脱，孙卫国甚至直言：“厂长，加班费怎么算？得有说法吧？总不能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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