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墨迹已干，法律的约束力如同无形的鞭子，悬在了锦绣制造厂每一个人的头顶。首份出口订单的生产，在一种混合着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如履薄冰的谨慎中，正式启动了。然而，当理论上的标准落实到具体的生产线上时，其带来的冲击，远比会议室里的争论更为剧烈和真实。
林长河将主要精力完全投入了专门为出口订单开辟的独立生产线。车间的墙壁上，醒目地张贴着放大复印的关键技术标准，那些精确到小数点后的数字和严苛的描述，像一道道冰冷的符咒，提醒着所有人这不是儿戏。
挑战首先来自于人，来自于那双已经习惯了内销标准的、最灵巧的手。
一位有着二十多年缝纫经验的老师傅，第一次按照新标准缝制一件夹克的袖子时，自信满满地将半成品递给负责巡检的林长河。林长河没有说话，只是拿起一个带有刻度的放大镜，在接缝处仔细查看，然后用游标卡尺量了量针距。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的手指点着几处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针距超差0.1毫米。线头残留超过1毫米。返工。”
老师傅愣住了，脸瞬间涨红：“林厂长，这……这根本看不出来啊！穿在身上谁会在意这0.1毫米？”
“合同在意。”林长河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标准在这里，没有差不多。拆了，重做。”
这样的场景，在最初几天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工人们叫苦不迭，他们感觉自己灵巧的双手仿佛被套上了无形的镣铐，以往赖以自豪的经验和手感，在这些冰冷的数据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残次率在初期高得惊人，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三十，报废的布料堆在墙角，像一座无声的小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效率更是低得可怜，以往一天能做几十件的熟练工，现在可能连十件合格品都交不出来。
一种焦躁和沮丧的情绪在车间里蔓延。有人私下抱怨：“这洋人的钱真难赚！”“照这么下去，别说六十天，六个月也交不了货！”
张师傅看着心急，嗓门也变得更大，有时难免与操作失误的工人发生口角，车间的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林长河成了这条生产线上最沉默，也最忙碌的身影。他几乎日夜泡在车间，眼白布满了血丝，身上沾满了棉絮和线头。他没有过多地训斥，更多的是行动。
他站在那些最熟练却也最不适应的老师傅身边，一言不发，只是拿起工具，亲自演示。他的动作或许不如老师傅们花哨流畅，却精准得如同机器，每一针，每一线，都严格卡在标准之内。他演示的不是“快”，而是“准”。
他和周志刚工程师一起，像两个老工匠，对着一个简单的袖口卷边工序，能研究上大半天。他们调整压脚的力度，更换不同型号的机针，甚至微调缝纫机的转速，只为了找到那个既能保证针距均匀、接缝牢固，又能最大限度减少线头产生的“最佳点”。
“这里，加一道暗线固定。”
“这个弧度的裁剪，模板可以再优化0.5厘米，减少褶皱。”
“熨烫温度和时间必须精确记录，不同面料不能一概而论。”
林长河将他在部队里养成的严谨和钻研精神，全部用在了攻克这些技术细节上。他让人制作了各种小工具——限位器、标准线头长度比对卡、针距样板，分发到每一个工位，让抽象的标准变得可视、可触。
与此同时，另一重压力则落在了苏晚肩上——原材料。出口订单要求的一种特殊树脂纽扣和一款用于内衬的粘合衬，国内无法生产，需要从香港进口。采购周期长达四周，而且手续繁琐，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可能直接影响最终的交货期。
苏晚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话旁，与外贸进出口公司、运输代理反复沟通，确认订单状态、船期安排。她神经紧绷，生怕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出任何纰漏。杨建华会计则紧盯着资金流，确保信用证能够顺利开出，进口款项能够及时支付，这其中的时间差和汇率风险，同样让人捏一把汗。
除了应对外部的供应链压力，苏晚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内部，充当着“润滑剂”和“稳压器”的角色。她敏锐地察觉到了车间里那股低落的士气。
她没有像林长河那样扎在一线解决具体技术问题，而是频繁地出现在车间，不是以检查者的身份，而是以关怀者的姿态。
她看到那位被要求返工的老师傅情绪低落，便走过去，递上一杯水，轻声说：“王师傅，您是厂里的老师傅，手艺最好。这次的标准是前所未有，不是您手艺不行，是要求变了。林厂长带着大家改工艺，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好手艺，能被国际认可。您可是咱们的定盘星，您要是稳不住，年轻人更没主意了。”
她组织后勤，想方设法改善加班工人的伙食，确保热水供应，甚至在车间角落设置了简单的医药箱。晚上，她常常等到深夜，等着林长河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给他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虽然她自己往往也忙得没顾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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