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兴起时,他直接以湘军攻克安庆后的大掠三日为例,分析其行为与土匪何异?又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厘金”制度的诞生与地方军事集团财政需求的关系,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讲得透彻明白。
台下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笔记声沙沙作响。
接着,他将时间线推进到辛亥革命前后。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帝制,功彪史册。但革命的果实,为何迅速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窃取?”陈阳话锋一转,“这就不得不提清末‘新政’中编练的‘新军’。这些装备西式武器、接受部分西式训练的军队,本是清政府为了自救而打造的‘新兵’,但在革命思潮影响下,其中大量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却成了推翻清廷的主力。然而,推翻旧秩序后,这些缺乏有效政治领导和统一意识形态的‘新军’,很快又在其高级军官(多为旧官僚转化而来)带领下,蜕变成了新的军阀:‘兵’再次向着‘匪’的方向异化。”
他重点分析了张勋的“定武军”(辫子军)和袁世凯的北洋系,指出张勋之流是赤裸裸的封建余孽,其行为与土匪无异;而袁世凯则代表了另一种更高级、更危险的“匪”,他窃取革命成果,试图复辟帝制,是利用国家名义行窃国之实的“国匪”。
“所以,‘兵’与‘匪’的界限,在近代华夏,很多时候是模糊的。”陈阳总结道,“判断的标准,不应只看其是否穿着国家制服,是否拥有合法番号,而要看其行为是否真正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福祉。服务于私欲、危害社会、阻碍进步的,即便顶着‘官军’的名号,亦是匪类;而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力量,即便一时被污名化为‘匪’,亦是真正的国家干城!”
他的论述纵横捭阖,将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升到了政治哲学和治理伦理的高度,引发了学生们深入的思考。
互动环节,学生们提问踊跃。
一位戴着厚眼镜的男生站起来:“陈教授,您提到‘兵’与‘匪’的转化关键在于其服务对象和行为。那么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如何从制度上防止这种逆向转化,确保武装力量绝对忠诚于国家和人民?”
陈阳赞赏地点点头:“很好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绝对领导,建立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法治体系,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不改变。同时,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让人民成为武装力量的坚强后盾和监督者。”
一位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生问道:“陈教授,从全球视野看,您认为近代华夏‘兵匪不分’的现象是特例吗?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有何异同?”
陈阳略作思索,答道:“这并非华夏特有。许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都出现过中央权威衰落、地方武力坐大、甚至军人干政的现象,如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主义、非洲的某些军政权。华夏的特殊性在于,其历史包袱更重,内部差异更大,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更严峻。但华夏最终通过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真正统一、强大的人民军队,走出了这个历史循环,这是华夏执政党的伟大贡献之一。”
一位哲学系的同学则从伦理角度发问:“陈教授,您在论述中隐含了对‘正义’的界定。在兵与匪的灰色地带,是否存在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普遍正义标准?”
陈阳沉吟道:“这是一个深刻的伦理学问题。我认为,存在着底线的正义标准,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这是最基本的‘民本’),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否顺应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许多历史迷雾中的是非曲直,便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师生之间的问答精彩纷呈,思想碰撞出火花,整个课堂气氛热烈而有序。
在教室后排靠近门口的位置,一个身材高挑、目测接近一米八、穿着时尚、容颜靓丽的女生,正倚着墙站着。她正是昨天在维秘展会门口,立誓要“泡到”陈阳的那个高个子长腿女生,名叫杨姝玉。她此刻没有座位,却丝毫不影响她痴痴地望着讲台上那个挥洒自如、光芒四射的男人,眼中充满了势在必得的迷恋。
“这才是我杨姝玉想要的男人……有颜值,有才华,有地位,还有那种掌控一切的气场……”她心中暗忖,更加坚定了要接近陈阳的决心。
下课铃声在不知不觉中响起。
陈阳做了简短的总结,宣布下课。
学生们意犹未尽,纷纷鼓掌,许多学生涌上讲台,希望能与陈阳做进一步的交流。
陈阳耐心地解答了几个学生的问题,看了看时间,穿上外套,拿起讲台上的手机和钥匙,随着人流走出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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