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擢升初颜公主为“劝农使”并总领全国红焰薯推广的圣旨，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天下。
这道旨意，不仅是对初颜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朝廷决心革新农业、富国强民的明确信号，在朝野内外激起了千层浪花。
初颜深知，圣旨虽下，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从两个试点州县的成功经验，到将其复制、推广至风俗各异、情况千差万别的全国范围，这其中的难度，何止增加了百倍。
她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沉浸在升迁的喜悦中，而是立刻以惊人的效率和缜密的思维，投入到了“劝农司”的筹建与全国推广的宏大布局之中。
“劝农司”的衙署，设在皇城内一处相对独立、却又便于与各部协调的院落。
初颜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充分利用原有推广司的班底，并以此为骨架，从翰林院、户部、工部乃至地方上，遴选了一批精通农事、实干勤勉、且对新政抱有热忱的年轻官员和吏员，充实进来。
她亲自制定了司内各曹的职责，设立了“总务曹”（负责文书、协调、人事）、“农技曹”（负责技术指导、种苗培育、病害防治）、“宣教曹”（负责政策宣讲、画册编印、人员培训）、“巡查曹”（负责监督各地执行情况、查核账目、接受申诉）等核心部门，架构清晰，权责分明。
与此同时，一份由初颜亲自草拟、经皇帝朱批认可的《全国红焰薯推广总略》以及与之配套的数十条实施细则，被快马加鞭发往各道、州、县。
这份总略，不仅详细阐述了红焰薯的习性、价值和种植技术核心，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此次推广的总体原则：“朝廷主导，地方协同，村社联动，民为主体”。
它要求各地必须参照河曲、安县模式，建立由官府、乡绅、老农共同参与的“推广社”或类似组织，作为政策落地的抓手；它规定了朝廷保底收购的具体标准和资金保障渠道；它强调了技术培训与宣传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必须组织学习《种植要略》，确保知识普及到户。
然而，政策的推行，远非一纸公文那般简单。初颜预料到会遭遇阻力，但阻力的形式和强度，仍让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首先发难的，是来自部分地方官僚体系的消极应对。
一些保守或与庞太师一党牵连颇深的地方官员，虽然不敢公然违抗圣旨，但却以“本地情况特殊”、“需从长计议”、“民智未开恐生抵触”等种种理由，拖延建立“推广社”，或在遴选社首、分配资源时，故意任用亲信、排挤真正懂农事之人，试图将新策引入歧途，或者干脆束之高阁。
更有甚者，暗中散布流言，称“红焰薯耗费地力，种过之地三年不得复种他物”，或“朝廷保底收购乃是空头支票，秋后必变”等，动摇民心。
其次，是来自传统粮食利益集团的隐形对抗。那些控制着大量土地、仓储和流通渠道的豪强巨贾，敏锐地意识到红焰薯的普及将极大削弱他们对粮食市场的控制力，影响其垄断利益。
他们虽不敢明着对抗朝廷，却利用其影响力，在地方上或明或暗地阻挠土地流转用于种植红焰薯，或利用其在商会中的势力，干扰红焰薯的加工、销售环节，试图从产业链上对其进行封堵。
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初颜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对于地方官僚的拖延和阳奉阴违，她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
一方面，她以“劝农司”的名义，向各地派出精干的“宣慰特使”和“巡查御史”，这些特使手持圣旨和劝农司令牌，有权直接听取民意，核查进度，对执行不力、敷衍塞责的官员，轻则申饬，重则记录在案，提请吏部考核时予以降黜。
另一方面，她奏请皇帝，将红焰薯推广的成效，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与升迁赏罚直接挂钩，并设立“推广卓异奖”，对表现突出的州县官员和吏员给予重奖。
这一手，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也让那些企图敷衍了事者不得不慎重对待。
对于来自经济层面的阻力，初颜则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市场化的手段。
她鼓励“劝农司”下属的商曹，主动与那些并非敌对阵营、且有远见的商人合作，建立官督商办的红焰薯加工工坊，如淀粉坊、粉丝坊、酿酒坊等，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让种植红焰薯的收益更加可观，从而吸引更多农户参与。
同时，她利用之前与南方粮商建立的联系，进一步拓展红焰薯的外销渠道，甚至开始探索通过海路向外邦销售的可能性，以消化可能出现的过剩产量，稳定价格预期。
此外，初颜格外重视信息的畅通与民意的反馈。她在“劝农司”设立了专门的“舆情房”，负责收集整理来自各地关于推广情况的汇报、民间反映的问题以及出现的各种流言，并及时做出研判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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