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冬，辽宁锦州。
北风如刀，直往人骨头缝里钻。王建军缩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才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暗得像是扣了口铁锅。他搓了搓冻得发麻的手，把暖气又调高了一档。
“狗日的天。”他嘟囔着，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冰疙瘩。
这是王建军开出租的第七个年头。三十六岁的人，看着像四十六。眼角爬满了鱼尾纹，鬓角早早地染了霜。日子不好过，老婆前年跟个南方老板跑了，留下个十岁的儿子和一身债。他白天工厂上班，晚上开出租，一天睡不到四个钟头。
仪表盘上的电子表跳到了五点十七分。该交班了。他打着方向盘，准备往公司开。
就在这时，路边突然闪出个人影，拼命招手。
王建军下意识踩了刹车。车还没停稳，门就被拉开了。一股寒气灌进来，冻得他一哆嗦。
上来的是个女人，穿着一身白棉袄，围巾裹得严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奇怪的是，这么冷的天，她居然光着手，没戴手套。
“师傅，去西山公墓。”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王建军一愣：“西山公墓？这都快天黑了，你去那儿干啥？”
“看个人。”女人简短地说，不再多言。
王建军透过后视镜打量她。女人低着头，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注意到她的手指细长苍白，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看起来不像疯子，也不像去找死的——他拉过不少那种客人，神情一看就不对劲。
“成吧，”他叹了口气，“不过得多加十块钱，那地方太偏，回来得放空车。”
女人点点头，没说话。
车驶出城区，路上的灯渐渐少了。雪又开始下，纷纷扬扬的，在车灯照射下像无数飞蛾扑来。收音机里滋滋啦啦地播着新闻，说是最近有寒流，提醒市民注意保暖。
王建军瞥了眼后视镜，女人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他心里有些发毛，没话找话：
“这么晚去扫墓啊？”
“嗯。”
“家里人啊？”
“嗯。”
女人惜字如金，王建军也不再自讨没趣。他打开收音机，调到一个正在播放二人台的频道。高亢的唱腔在狭小的车厢里回荡，总算驱散了些许诡异气氛。
路越来越颠簸，已经是土路了。两旁尽是光秃秃的玉米地，秸秆在风中发出呜呜的响声。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就是西山了。这里的公墓有些年头了，据说日伪时期就有，埋了不少冤魂。
王建军心里直打鼓。这趟活接得亏了，油钱都不一定赚得回来。他偷偷看了眼计价器，已经跳到了二十八块六。再加上答应多的十块，小四十了。够给儿子买双新棉鞋，再割斤猪肉包饺子。
想到儿子，他心里暖了些。小子期末考试拿了双百，说要当科学家。出息，比他爹强。
“就在前面停吧。”女人突然开口。
王建军踩了刹车：“还没到公墓门口呢。”
“就这里。”女人递过来一张五十的钞票，“不用找了。”
王建军接过钱，手感有些潮湿。他借着车灯一看，心里咯噔一下——钞票上沾着暗红色的污渍，像是血迹。
等他再抬头时，女人已经下车了。白色身影在雪地里一闪，就消失在墓园方向。
“怪人。”王建军摇摇头，把钱塞进兜里。他调转车头，准备往回开。
就在这时，他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
起初以为是错觉，但味道越来越浓。王建军心里发毛，停下车，打开顶灯，四处查看。
后座上放着一块白手帕。
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手帕是棉布的，边缘绣着小小的梅花，中间浸透了一大片暗红色的血迹。最让他头皮发麻的是，手帕一角用红丝线绣着三个小字：
王秀英。
和他同姓。
王建军的手开始发抖。他猛地打开车门，冲着墓园方向大喊：“喂！你的东西落下了！”
只有风声回应。
“喂！穿白衣服的姑娘！”
墓园寂静无声，墓碑在雪地里像一排排牙齿。
王建军咽了口唾沫，不敢久留。他发动车子，油门踩到底，轮胎在雪地里打滑，溅起一片雪泥。一路上，他不停地看后视镜，总觉得后座上还坐着个人。
回到城里，天已经黑透了。王建军直接开车去了派出所。
值班的是老警察赵爱国，和王建军是中学同学。听王建军说完，赵爱国皱起了眉头。
“建军，你不是熬夜熬糊涂了吧？”
“骗你是孙子！”王建军掏出那块手帕，“你看这个！”
赵爱国接过手帕，仔细看了看，表情严肃起来：“你说那女的长什么样？”
“没看清脸，裹得严实。大概一米六左右，挺瘦的。声音很轻，像是二十多岁。”
赵爱国沉吟片刻，起身走到档案柜前，翻找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抽出一个泛黄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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