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夏天，浑河的水涨得邪乎。老人们蹲在河坝上抽烟袋，眯着眼看浑浊的河水打着旋儿往东流。“水鬼子要找替身喽，”他们嘟囔着，“今年不知轮到谁家倒霉。”
我们六个半大小子，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大斌十六岁，是我们头儿，他爸是轧钢厂的车间主任；小军瘦得像麻秆，他姐在纺织厂三班倒；我那时十四岁，爸妈都是小学老师，家里书多规矩更多。还有福根、铁柱和建国，我们都是红旗子弟校的学生，那个暑假过后，就要各奔东西了——有的上高中，有的顶父母的班进厂。
7月15日，中元节。天气闷得像蒸笼，知了叫得人心烦。大斌偷了他爸两包“大生产”香烟，一挥手：“下河泡澡去！”
“我奶奶说今天不能下水，”小军犹豫着，“河灯还没放呢...”
“怂包！”铁柱一把搂住他脖子，“你是信那些老迷信，还是信科学？”
我们哄笑着往浑河坝跑。那时的浑河两岸，烟囱比树还多，钢厂排出的废水把河水染成了铁锈色。野浴区在老桥墩下游，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暗流汹涌。岸边立着“禁止游泳”的木牌，字迹模糊不清——就像很多事一样，明明禁止，大家却心照不宣地违反。
下水时已是下午四点。阳光斜照在水面上，泛起铜钱似的波纹。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军穿了一条褪色的红裤衩，在浑浊的水里格外扎眼。
“看我的！”大斌一个猛子扎进去，冒出水面时手里举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说不定是抗战时的炸弹！”
我们嬉笑着打水仗，把禁忌和警告都抛在脑后。直到太阳开始西沉，河面泛起凉意。
“该回去了。”我望着对岸化工厂升起的滚滚浓烟，突然有些不安。
“再游最后一圈！”小军向来最胆小，那天却格外兴奋，“看我游到桥墩那！”
他像条鱼似的窜出去，红色裤衩在浑黄的水里若隐若现。就在离桥墩还有十几米远的地方，他突然僵住了。
“怎么了？”大斌喊道。
小军的表情很奇怪，像是被人从水下拽住了脚踝。他勉强笑了笑：“好像...水草缠住了...”
然后他的脸色骤然变了。不是惊慌，而是一种极致的恐惧——眼睛瞪得滚圆，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他猛地向下沉了一截，又挣扎着浮起来。
“有东西抓我！”他终于喊出来，声音尖利得不像他自己，“它在扯我的腿！”
我们愣了一秒，随即拼命游过去。最前面的大斌一个猛子扎下去，水花四溅。我紧随其后，河水浑浊得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摸到滑腻的水草和冰冷的泥沙。
“这边！”福根突然指向另一处水面冒起的气泡。
我们合力把小军拖上岸时，他像一摊烂泥瘫在河滩上，小腿上赫然印着五个乌黑的手指印——像是被烧焦的人手抓过，边缘清晰得可怕。
“水鬼...是水鬼子...”小军语无伦次，“我看见他了，黑乎乎的，眼睛是两个洞...”
这件事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斌威胁谁要说出去就揍谁，可消息还是不胫而走。第三天，小军的奶奶请来了跳大神的孙婆子。
孙婆子穿着破旧的对襟衫，在河边烧纸钱摆供品。她盯着小军腿上的手印看了半晌，眉头越皱越紧：“这是个横死鬼，怨气重得很。今年不要再来河边了，特别是农历七月...”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周后，铁柱在游泳时突然抽筋，幸亏离岸近才捡回一命；又过了三天，建国在浅水区莫名其妙呛水，被救起后一直说有人按他的头。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河滩上游泳的人越来越少，连最顽皮的孩子也被大人看得紧紧的。只有我们几个，因为那个共同的秘密，反而形成了一种古怪的羁绊。
8月1日傍晚，我们聚在河坝上。夕阳把河水染得像血一样红。
“我可能要搬家了。”小军突然说，“我爸说托关系调去南方。”
大家沉默着。我们都知道，所谓“水鬼”也许只是借口——小军的父亲在钢厂出了事故，厂里给的选择是要么内退，要么南下分包。
“你们说...”福根低声问，“那东西真的存在吗？”
大斌猛地站起来：“今晚咱们去会会它！”
这个疯狂的提议竟然得到了响应。现在想来，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仪式，来告别某种即将逝去的东西——不仅是童年，还有那个正在崩塌的旧时代。
午夜时分，我们带着手电筒和从家里偷来的白酒回到河边。月光下的浑河黑得像墨，偶尔泛起诡异的光。大斌把白酒倒进河里：“不管你是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就在这时，桥墩下传来一阵怪异的水声。手电筒的光柱颤抖着照过去，水面冒起一串气泡，渐渐凝聚成一个人形轮廓。虽然没有五官，但我们都能感觉到它在“看”着我们。
“滚开！”大斌嘶吼着，声音却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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