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的长春，风里还带着股铁锈和焦煤的味道。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区像座沉睡的钢铁巨兽，夜里只有铁路专线上几盏孤零零的灯亮着，光线昏黄，勉强照亮一段段铁轨。
我那时二十出头，刚被分配到夜班巡逻队。父亲早逝，母亲在纺织厂熬坏了眼睛，家里还有个妹妹念书，这份工作对我家来说，是天大的恩赐。带我的是老杨，五十多岁，铁路上干了一辈子，左腿有些跛，据说是日本人占领时在铁路上落下的伤。
“小陈，夜班有夜班的规矩，”老杨第一天就告诫我，“厂区铁路专线长，夜里有些声响、有些影子，看见听见都当没看见没听见。特别是——”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要是碰上无声的车，躲远点，别好奇，更别上前。”
我那时年轻，读过几年书，对这些老工人的迷信只当是玩笑。老杨看出我的不屑，摇摇头不再多说。
直到那个寒冷的十月夜晚。
北风刮得像刀子，我和老杨沿着专线巡逻，快到子夜时分，远处忽然传来汽笛声——悠长、低沉，不像我们平日听的那么刺耳。
老杨猛地站住，脸色变了：“不对，这声儿不对。”
“咋不对了？”
“这声儿太老了，像几十年前的鬼子车。”老杨竖起耳朵听着，眉头越皱越紧，“而且方向不对，是从废弃的3号支线来的。”
3号支线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废弃不用，铁轨都生锈了，怎么会来车？
就在这时，它出现了。
一台老旧的蒸汽机车头，通体漆黑，只有烟囱下方有一道暗红色的漆线。它拉着一节节平板车厢，上面满载着刚刚下线的红旗轿车，正无声地滑行在铁轨上。真的没有一点声音——没有汽笛后续的嘶鸣，没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没有蒸汽喷发的呼啸，就像一场默片电影。
最诡异的是，驾驶室里空无一人。
我后背一阵发凉，老杨则已经拉着我躲到一堆枕木后面，手紧紧捂着我的嘴，生怕我出声。
车头经过我们藏身之处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编号：SL-757。
“记住这个号，”等那列幽灵车远去，老杨才松开我，声音颤抖，“明天去档案室查查。”
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厂档案室。老管理员听我说明来意，眼神变得复杂，但还是帮我找出了厚厚的机车登记册。
我在已经报废的车辆名录里找到了它：SL-757，日本满铁1942年制，1948年因严重事故报废，三名司乘人员全部遇难。
我手一抖，册子差点掉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战战兢兢地上工，老杨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直到巡逻间隙，他才开口：“看见了？”
“SL-757，1948年报废的。”我低声说。
老杨点点头，掏出烟袋点上：“不止你一个人看见过。厂里老人都知道，但谁也不公开说。”
“为什么？”
“五一年冬天，有个愣头青，非要查个明白，跟着那车走了很远，结果第二天被人发现昏倒在轨道旁，醒来后左耳聋了，话也说不利索。”老杨吐出一口烟圈，“有些事，知道得越少，睡得越安稳。”
然而命运弄人，一周后，我又一次遇见了它。
那晚老杨发烧请假，我一个人巡逻。走到材料仓库附近，忽然听见身后有微弱的汽笛声。我一回头，浑身血液几乎凝固——那列幽灵车又来了，这次走的是正线，依然无声滑行，驾驶室空无一人。
我想起老杨的警告，本应躲起来，可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车厢上红旗轿车的摆放有问题——有一辆车没固定好，半截悬在外面，随时可能掉下来。
那是国家财产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恐惧，冲了上去。
靠近列车时，空气骤然变冷，那不是冬天的寒意，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冷。我跳上最后一节平板车，固定那辆摇摇欲坠的红旗。就在这时，我无意中往车头方向瞥了一眼。
驾驶室里有人了。
一个模糊的身影在里面操作，穿着老式铁路制服，背对着我。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缓缓转过头来——
“小陈！下来！”
一声暴喝惊醒了我。是老杨，他竟然带病来了。我急忙跳下车，老杨一把抓住我，脸色苍白得吓人。
“你不要命了？”他怒吼。
我回头再看，那列车已经消失在夜色中，就像从未出现过。
“我看见驾驶室有人了，”我颤抖着说，“他差点转过头来。”
老杨长叹一声：“走，今晚不巡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老杨带我去了厂区边缘的一间小值班室，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里面是些发黄的档案和笔记本。
“这事，该让你知道了，”他沉重地说，“SL-757不是普通事故报废的。四八年冬天，它执行一次紧急运输任务，路上遭遇土匪袭击，三名司乘人员——李师傅、小刘和小王——坚守岗位，确保物资送达，但全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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