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国大爷在这所学校当了二十三年校工，孩子们都离去了，他却留了下来。学校决定暂时停用时，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老董，就你看家吧，等明年开春重建方案批下来，你再光荣退休。”董大爷点点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扇窗，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
然而最近，有些东西不对劲。
每天傍晚巡查时，三号楼二层最东头那间老教室的黑板上，总是写满了同一道复杂的小学算术题。那题目董大爷看不太懂，只记得有许多括号、分数和未知数，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起初他以为是哪个调皮孩子溜进来恶作剧，可学校封锁严密，连只野猫都难钻进来。
更奇怪的是，每晚他擦干净黑板，第二天傍晚又会发现上面写满了同样的题目。周而复始，已经整整七天了。
“见鬼了。”第八天傍晚，董大爷盯着那写满算式的黑板，喃喃自语。窗外光秃的杨树枝在风中摇晃，像无数只干瘦的手。
那晚七点，他提前躲进那间教室，钻进后排角落的壁橱里，透过缝隙紧紧盯着黑板。壁橱里有陈年的粉笔灰味和发霉的纸张气味，让他想起妻子生前整理的旧物间。
妻子去世五年了，女儿又在南方成了家，一年难得一通电话。孤独像细沙，一点点填满他的胸腔，有时他怀疑自己会不会像那些被遗忘的旧课桌一样，在寂静中悄然腐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董大爷裹紧旧棉衣，在壁橱的狭窄空间里几乎冻僵。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也许那只是哪个老师的无心之举，或是自己年老健忘，其实根本没人写过什么算式。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午夜的钟声从远处的教堂隐约传来。
黑板前，有什么东西动了。
一支白色粉笔缓缓从讲台的粉笔盒中升起，悬在半空，像被无形的线吊着。董大爷屏住呼吸，揉了揉眼睛——那粉笔确实自己在动，飘到黑板前，开始书写。
一下，又一下，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纤细的痕迹，组成一个个数字和符号。那支粉笔握在看不见的手中，书写姿势稚嫩而生涩，像刚学写字的孩子。
“谁在那儿？”董大爷想喊，却发不出声。恐惧扼住了他的喉咙。
粉笔继续书写，那道熟悉的算术题又一次慢慢铺满黑板。写到一半，在某个分数化简的步骤上，粉笔突然停了。
悬在半空的粉笔微微颤抖，然后，一声轻叹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那是个稚嫩的、大约十岁孩子的声音，带着困惑和沮丧：“老师，这道题……我还是不会……”
董大爷浑身一颤，不知哪来的勇气，推开壁橱门：“谁家的娃娃在这捣蛋？”
话音落下，粉笔“啪嗒”掉在讲台上，断成两截。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他的回声在荡漾。
第二天，董大爷去了区教育局档案室，找他当年共事过的老同事帮忙。
“三号楼二层东头那间教室？”退休返聘的张主任推推老花镜，“我记得那是九三、九四年级用的教室吧？特别是一班的，那班主任姓沉，教数学的，挺严厉的一位女老师。”
“沉老师？”董大爷皱眉思索，“是不是那个总扎着马尾辫，戴黑框眼镜的沉老师？”
“对，沉玉梅老师。她后来出了事，九四年暑假前突然辞职了，谁也不知道原因。”张主任压低声音，“当时有传言，说她体罚学生，把一个孩子关在教室里做数学题，直到做对才能回家。但没人证实，学校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董大爷若有所思：“那班上有特别的学生吗？”
张主任摇摇头：“这么多年了，谁记得清。不过那几年，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不少超生的孩子没学籍，只能借读。沉老师那班好像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带着更多疑问，董大爷回到学校，直接走向那间教室。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黑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走近讲台，仔细观察粉笔槽，发现里面有几支特别短小的粉笔头，像是孩子的手会用到的尺寸。
“你到底是谁？”董大爷轻声问。
没有回应，只有风穿过窗缝的呜咽。
那天晚上，董大爷又去了教室，这次他没躲藏，而是直接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他带来了一本泛黄的数学参考书——那是他妻子生前用过的，她曾是位小学数学老师。
“喂，不管你是什么，出来聊聊吧。”他对着空荡荡的教室说，“我带了书，说不定能帮你解题。”
寂静无声。董大爷等了一会儿，自嘲地摇摇头，翻开书本看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一阵倦意，趴在课桌上睡着了。
梦中，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背对着他，坐在黑板前，一遍遍写着那道算术题。男孩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哭泣。
“我不会...怎么也学不会...”男孩呜咽着。
董大爷想走近，却迈不动步子。
醒来时已是凌晨，教室里月光惨白。董大爷伸展僵硬的四肢，正准备离开，目光却被黑板吸引——上面用极淡的粉笔印写着两个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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