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锦州,入了秋,那风就跟小刀子似的,专往人骨头缝里钻。城西老棉纺厂那片家属区,红砖楼都泛了黑,像是被年月用烟火狠狠熏过。韩大爷就一个人住在这么一栋筒子楼的二楼把东头。
房子不大,六十来平,塞满了旧东西。最有年头的,是那台摆在五斗橱上的“红灯”牌老式收音机,木头壳子,蒙着布的喇叭,调台的那个大指针,黄铜的,早就磨得发了暗。这玩意儿,有些年头不响了。
可怪事,就出在这收音机上。
差不多是打去年腊月起,韩大爷那身子骨就不太利索的儿子韩建军,周末过来给他爹收拾屋子,就觉着不对劲。头一回,是听见老爷子迷迷糊糊提了一嘴,说夜里听见唱戏声,咿咿呀呀的,听不真切,还当是做梦。韩建军没往心里去,左邻右舍的,保不齐谁家开半导体呢。
可后来,他留了心。有一个周五,他特意没走,跟老爷子挤了一宿。那天晚上,他睡得正沉,猛地就被一阵动静惊醒了。
不是突然响起的,是那种……像是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一点点挤进这寂静里来的。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噪音,断断续续,仿佛接触不良。紧接着,噪音里开始混杂进一点声音,极微弱,飘飘忽忽,像一根将断未断的游丝。
是唱戏的声音。
韩建军一个激灵,汗毛都立起来了。他屏住呼吸,竖着耳朵听。那声音渐渐清晰了些,是个女声,唱的是……二人转?调子悲悲切切的,带着哭腔,词儿听不清,但那韵味,那股子苍凉劲儿,直往人心里钻。信号极不稳定,一会儿好像近在耳边,一会儿又远得像隔了几重山,噪音“沙沙”地打着底,把那唱腔割得支离破碎。
他猛地坐起身,扭头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绿莹莹的荧光指针,正好指着十二点整。
声音的源头,就是那台老“红灯”收音机。
韩建军头皮发麻,心脏“咚咚”擂鼓。他壮着胆子,趿拉着鞋下地,走到五斗橱前。那收音机的木头壳子在朦胧的夜色里泛着幽暗的光。他伸手一摸,后背板冰凉——电源线团成一圈,好好地摆在旁边,根本就没插!
他汗都下来了。手指颤抖着去拧调台的旋钮,那根大黄指针死沉死沉的,纹丝不动。可那咿咿呀呀的戏文,夹杂着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依旧固执地从喇叭里飘出来,在这死寂的午夜房间里,显得格外瘆人。
“爸……”他回头,声音发颤地喊了一声。
炕上的韩大爷不知何时也醒了,靠坐在床头,黑暗中看不清表情,只听得他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别动它。”
“这、这怎么回事?闹……闹鬼了?”韩建军嗓子发干。
韩大爷沉默了一会儿,那戏文正唱到一句高腔,虽然失真严重,却透着一股子决绝的凄厉。“是你妈,”老爷子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你妈生前,最爱哼这段《王二姐思夫》。”
韩建军愣住了。他母亲,去世快十年了。是个温婉的锦州女人,年轻时在厂子里文艺队待过,确实爱唱几句二人转。可他母亲嗓子清亮,绝不是收音机里这种掺杂着噪音、幽怨得如同鬼魅的声音。
“瞎说!妈都走多少年了!这收音机插头都没插!”韩建军又怕又急,声音不由得高了起来。他想着厂里保卫科宣传的“破除封建迷信”,想着这玩意儿要是被人知道,指不定传出什么闲话。那年头,这种东西,沾上了就是麻烦。
他第二天就去请了厂里的电工老李来。老李提着工具包,把收音机里里外外查了个遍,连每个焊点都仔细看了,最后一脸困惑地直起身:“老韩大哥,建军,这玩意儿……就是个空壳子。里头几个老电容都干瘪了,线圈也锈了,别说响,它连个屁都放不出来!除非……”老李顿了顿,自己也觉得荒诞,“除非是见鬼了。”
韩建军心里更毛了。他又跑去广播站,找熟人查了那晚午夜左右的电台节目表。结果明明白白,那个时间段,全市所有的电台,包括可能窜进来的外地信号,都没有播放过任何戏曲节目,更别说是信号差成那样的《王二姐思夫》了。
那个不存在的频率,那个无电自响的戏匣子,成了韩家父子之间一个沉默又惊悚的秘密。
韩建军怕,他想着把收音机扔了,或者砸了。可每次他流露出这个意思,一向温和的父亲就会异常固执,甚至发起火来:“不能动!谁也不能动它!”
日子就这么在恐惧和诡异中滑过。韩建军依旧每周来,那午夜戏文也几乎夜夜准时响起。他渐渐发现,父亲韩大爷,不再是单纯地听。他开始跟着那模糊的唱腔,轻轻哼唱那些老词,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打着拍子。昏花的老眼里,有时会泛起一点水光,那眼神,是韩建军很多年没见过的,一种近乎温柔的追忆。
有一次,那晚的戏文信号格外的差,噪音几乎完全吞没了唱腔,只剩下一些破碎的音节。韩大爷显得异常焦躁,在炕上翻来覆去,嘴里喃喃:“听不清了……秀英,你大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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