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刚进十一月，大雪就已经封住了山路。老葛拄着他那杆磨得油亮的猎枪，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齐膝的雪地里走着，身后拖着一串很快就被新雪覆盖的脚印。
他是这山里最后几个留守的猎人之一。林场的人都撤得差不多了，上面下了文件，说要保护动物资源，限制狩猎。老葛理解不了这些政策，他只知道，自己在这山里活了大半辈子，不下山还能去哪？
木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原本是林业局的临时工作站，废弃多年，被老葛收拾出来当了住处。屋里没有电，只有一盏煤油灯和一座砖砌的火炕。墙上挂着几张兽皮，有狼、有狐狸，还有一只猫头鹰，都是老葛这些年的战利品。
这天晚上，风刮得特别凶，像是有无数冤魂在深山老林里哭嚎。老葛就着咸肉干喝了两口烧刀子，早早躺下了。火炕烧得正热，屋外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被厚实的松木墙挡在外面。就在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咚、咚、咚。
不急不缓，像是有人在用指节轻轻地叩着木门。
老葛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这季节，这天气，这深山老林，怎么会有人来？
“谁？”他喊了一声，手已经摸到了炕边的猎枪。
门外没有回应，只有风声呜咽。
老葛心里犯嘀咕，怕是风声作怪？就在他犹豫之际，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更清晰，更坚定。
他披上棉袄，端着枪，慢慢走到门前。
“谁在外面？”他又问。
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穿透风声：“过路的，讨个地方避避风雪。”
老葛迟疑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栓。
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单薄红衣的老太太，瘦小得像个孩子。她满头白发被风吹得凌乱，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最让老葛吃惊的是，在这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红色布衣，肩上连个包裹都没有。
“老人家，这大半夜的，您从哪里来？”老葛警惕地问，枪虽未举起，但手指已扣在扳机旁。
老太太微微抬起头，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着老葛：“从该来的地方来。雪大，走不动了，借个地方住一宿。”
老葛心里警铃大作。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最近的村落也在山外，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怎么可能独自走到这里？他想起老辈人说的那些山精鬼怪，心里更加不安。
“老人家，我这地方小，也不方便留客。您还是...”老葛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老太太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那眼神复杂难明，像是失望，又像是理解。然后她缓缓转身，一步一步走进风雪中，没有回头。
老葛赶紧关上门，插好门栓，后背靠在门上，心跳如擂鼓。他走到窗前，撩起破布帘一角向外望去。借着雪地反射的微光，他看见那红衣老太太并没有走远，而是坐在离木屋不远的一个树墩上，背对着他的方向，一动不动。
“真是邪门了。”老葛喃喃自语，往火炉里添了几块柴，决定不去理会。他重新躺回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窗外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像是整个山林都在哀嚎。
后半夜，老葛做了个梦。梦里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跟着父亲在山里打猎。那时山里野兽多，他们追踪一头受伤的母狼，追了两天两夜，最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它——还有它刚出生不久的一窝幼崽。母狼已经奄奄一息，但眼睛仍死死盯着他们，那眼神老葛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雪也小了。老葛一夜没睡好，天刚蒙蒙亮就爬了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撩开帘子往外看。
那个树墩上，已经不见老太太的身影。
老葛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皱起眉头——树墩上好像放着什么东西。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穿上厚厚的棉大衣，推门走了出去。
雪后的山林寂静无声，连鸟叫声都没有。老葛踩着积雪走到树墩前，上面的东西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那是一件用红纸叠成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就像真的衣服被仔细折叠好放在那里。纸质鲜红如血，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刺眼。
老葛伸手想碰，又缩了回来。他环顾四周，雪地上除了他自己的脚印，再没有任何痕迹。昨夜那么大的雪，如果有人离开，怎么可能不留脚印？
“纸衣...”老葛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传说。深山里有一种叫“纸衣婆”的精怪，会在大雪封山时出现，向人借宿。若是收留她，会带来好运；若是拒绝...
老葛不敢再想下去，抓起那件纸衣，匆匆返回木屋。
接下来的几天，老葛心神不宁。每次出门，他都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夜里风声一起，他就惊醒，仿佛又听到了那不急不缓的敲门声。
第五天，老葛决定下山一趟。他需要找个人说说这事，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他包好那件红纸衣，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山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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