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柱那天没出来跟我们玩,据说吓病了,发烧说明话。
事情还没完。
接下来几天,胡同里接连发生怪事。张叔家晾在院子里的白衬衫半夜被染上了红色手印;李家孩子的布鞋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泡在红色糖水里;最吓人的是,每晚十二点,那“冰——棍——儿——”的叫卖声准时响起,而且越来越近,有时仿佛就在你家窗外。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胡同里蔓延。
大人们开始暗中商议。一天晚上,我听见爷爷和几位老街坊在屋里低声说话。
“二十多年了,她还是放不下。”这是李奶奶的声音。
“当年的事,咱们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是我爷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得想个办法,让她安息。”
“要不,请个道士?”
“不行,”李奶奶立刻反对,“那是封建迷信,被抓到可不得了。再说了,周玉芬不是恶人,只是心里有怨气。”
最后,他们决定去找老周太太的儿子。几经周折,终于在邻市找到了他。他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此事后,起初不愿回来,经不住老街坊们的恳求,最后还是答应了。
他回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他母亲生前最爱穿的一件灰色外套和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天晚上,胡同里所有人家都在门口点起了一支白蜡烛——这是李奶奶的主意,说是在东北老传统里,蜡烛能指引亡魂找到归路。
午夜十二点,叫卖声再次响起,但这次,声音里少了几分凄厉,多了几分哀伤。
老周太太的儿子——我们该叫周叔——站在胡同中央,手里捧着那件旧外套,声音哽咽:“妈,儿子回来看您了。儿子不孝,这些年都没给您上过坟...”
他絮絮叨叨说了很久,说到他这些年的悔恨,说到他如今已成家立业,说到他希望母亲能够安息。
说到动情处,他跪在了地上,泪流满面。
突然,所有的蜡烛火焰同时向一个方向倾斜,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但那晚其实一丝风也没有。
周叔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对着空无一人的胡同深处说:“妈,走吧,别留在这儿了。儿子带您回家。”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胡同里再也没响起过那苍老的叫卖声。
老周太太的儿子后来把她的遗骨从铁岭迁走,与她丈夫合葬在一起。每年清明,他都会回来扫墓。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铁岭老家整理旧物,偶然翻到爷爷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页记载着1972年夏天的事:
“周玉芬投井那晚,其实来找过我。我当时怕惹麻烦,闭门不见。后来听说,她不是为了儿子求情,而是想卖完最后一批冰棍,凑够钱赔偿厂里的损失...那批冰棍,据说她尝试用红糖水制作,因为红糖比白糖便宜...每想及此,心中愧疚难当。”
合上笔记本,我望向窗外。那条胡同如今已经改建,铺了柏油马路,装了明亮的路灯。孩子们在楼下嬉戏,再也不会有那种老式冰棍的叫卖声响起。
但我有时还是会想,老周太太的鬼魂之所以徘徊不去,也许不只是因为儿子的不孝和邻里的冷漠,更是因为她那份最后的心愿——卖完那批红糖冰棍,凑钱弥补儿子犯下的过错——永远无法实现了。
有些遗憾,比死亡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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