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华盛顿 & 纽约，资本力量的调停与暗讽
特纳·史密斯的指令通过西部委员会的高效网络迅速传达。加州的参议员、俄勒冈的众议员们，在接到来自金主电话或“竞选捐款”数额的微妙暗示后，几乎立刻转变了态度。他们纷纷对助手表示：“关于苏联问题的游说？哦，那个议题需要更审慎的研究，暂时搁置吧。” 对他们而言，原则和立场是浮动资产，随时可以为了选票和支票调整。
然而，那些靠游说费生存的专业游说团体则反应激烈。在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的高级俱乐部里，几个最大游说公司的老板聚在一起，气得差点砸了雪茄盒。
“特纳·史密斯这个老狐狸！”一人愤愤不平，“什么‘给斯大林机会’？全是狗屁！他分明是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自乱阵脚，然后他好低价收购我们手上那些因为恐慌而贬值的军工和运输公司的股票！他想趁机整合西部的游说资源，让我们都变成他的附庸！”
另一人冷笑：“还好我们看穿了他的把戏！只要我们抱团稳住阵脚，不停止对国会山的施压，他就没办法！我们的利益必须维护！”
但他们的“团结”在绝对资本力量面前是脆弱的。几天后，当几家主要游说公司发现他们的几个大客户（如修斯航空的供应商、加州农场主合作社）突然以“业务调整”为由暂停支付季度游说费用时，抗议的声音迅速微弱下去。他们终于明白，特纳不需要直接收购他们，他只需掐断他们的现金流来源，就能让他们屈服。所谓的“抱团”，在生存压力下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特纳发给东部集团的电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纽约摩根图书馆的密室里，东部财阀的核心成员正在评估特纳的建议。
老约翰·洛克菲勒的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放下电报副本，难得地表示了赞同：“虽然不愿意承认，但西部那个暴发户这次看得比我们准。大规模游说确实会打草惊蛇，让斯大林误判形势，甚至可能把他更快地推给德国人。冷静处理，保持商业往来，才是上策。这家伙对国际局势的嗅觉，确实不是盖的。”
J.P. 摩根坐在主位，微微颔首，指尖轻轻敲打着桃花心木桌面：“史密斯的能力，我从不怀疑。否则，我也不会同意让安妮（他的小女儿）与他的儿子理查德订婚。我们需要新鲜血液，需要那种在西部荒野中锤炼出来的闯劲和全球视野。摩根家族的未来，不能只依靠华尔街的老规矩。”
皮埃尔·杜邦闻言，带着一丝讥诮插话：“哦？是吗？我亲爱的摩根。你倒是大方，不仅送了女儿，连你那宝贝侄女凯瑟琳也一并送给了特纳当‘特别助理’（这是上流社会对情妇的委婉说法），这份‘嫁妆’可真够丰厚的。我们杜邦家，可只出了一个安娜。”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不平衡感，暗示摩根家族在拉拢特纳方面下了血本。
摩根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但迅速恢复平静，他反击道：“皮埃尔，投资要看长远效益。安妮和理查德的结合，是强强联合。至于凯瑟琳…那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总比某些人好，连自家后院都管不好。” 他意味深长地瞥了杜邦一眼，“至少我的外孙摩根四世，在纽约安全地长大，可没收到过来自舅舅的‘放射性’生日礼物，不是吗？”
这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中了杜邦的痛处。去年，杜邦家族内部争斗激化，他的儿子（安娜的舅舅）出于嫉妒和报复，竟给刚满一岁的亨利·杜邦（安娜与特纳的儿子）送去了一件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的“玩具”。此事虽被极力掩盖，但仍在东部顶尖圈子里流传，成为杜邦家族教育失败和内部混乱的笑柄。
杜邦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嘴唇哆嗦着，却无法反驳。这次内部嘲讽，以他的完败告终。他意识到，在东部联盟中，杜邦家族的地位正因为内部不稳和接连的失误而受到挑战。而特纳·史密斯这个西部强人的崛起，以及摩根家族与之的紧密捆绑，正在重塑权力格局。
最终，东部财团达成默契，指示他们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配合西部的策略，暂时淡化对苏德接触的公开反应。一场可能引发外交地震的过度游说风波，在资本巨鳄们的冷静干预下，悄然平息。
特纳·史密斯再次证明，在当代美国，真正的权力往往不在白宫或国会山，而在那些能操控资本流向、并能让政客和舆论随之起舞的私人董事会里。而在这张权力的牌桌上，东部与西部、老钱与新贵之间，合作与竞争、联姻与暗算，永远在同步上演。
1938年春，柏林，帝国总理府
阿道夫·希特勒烦躁地用手指敲打着办公桌，面前的情报简报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精心策划的“泄密行动”——故意让苏德秘密接触的消息透过中立国渠道泄露给美国媒体和外交官——预期的风暴并未到来。华盛顿的政治圈在经历了几天的骚动后，竟迅速归于平静，那些惯于煽风点火的议员和利益集团突然集体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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