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傅水恒留下与陈智林一起调试设备直到凌晨三点。他们记录下了第一批数据，同时在值班日志的空白处，傅水恒画下了猎户座的简易星图，标注了观测要点。那张纸后来被陈智林保存下来，如今就夹在这本《指南》的扉页里。
“你爷爷那晚离开前说了一句话，”陈智林从回忆中回到当下，对傅博文说，“他说：‘小陈，记住，我们写的每一本指南，都是给未来提问者的一份邀请函，而不是答案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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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博文静静地听着。这些故事他从小听过许多次，但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受。他走到控制台前，调出了数字星图，现代技术将整个可观测宇宙以三维形式呈现在屏幕上，从太阳系到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层层展开，如同一个无限嵌套的宇宙套娃。
“爷爷在九十年代修订《指南》第一版时，这里还没有这些。”傅博文用手指轻触屏幕，一个遥远的类星体图像被放大，“他主要依赖照相底片和手动计算。”
“是啊，”陈智林感慨，“我帮他整理第二版时，我们已经有了CCD探测器，效率提高了上百倍。现在你们年轻人用机器学习分析数据，处理能力又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千倍万倍。”
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比如人们第一次通过望远镜看到土星光环时的惊叹，比如发现一颗新彗星时的激动，比如理解光年概念时那种既渺小又连接万物的感受。”
傅博文操作控制台，圆顶开始缓缓转动，望远镜指向另一个方向。“上周我带市里一所小学的学生来参观，有个小女孩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宇宙一直在膨胀，那它外面是什么？’”
“你怎么回答的？”陈智林饶有兴趣地问。
“我诚实地告诉她，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一起想象各种可能性。”傅博文说，“然后孩子们提出了十几种猜想——有说外面是另一个宇宙的，有说就像气球表面上的蚂蚁永远不知道气球内部是什么，还有说‘外面’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不适用于宇宙整体。”
陈智林笑了：“这就是你爷爷说的‘邀请函’。好的科普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问题。”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重的大册子，那是《星空观测指南》1955年的初版，傅水恒独立编写的。书页已经泛黄脆弱，用透明保护膜精心封装着。
“你看看这个。”陈智林小心地翻开某一页，那是关于火星的章节。
傅博文俯身阅读。在描述火星表面特征的部分，傅水恒用钢笔画了两个小小的示意图，旁边标注：“根据现有观测，火星可能存在季节性暗斑变化，或为植被迹象，待验证。”
“现在我们知道那些暗斑是尘埃和地质变化，”陈智林说，“但你爷爷那个时代，甚至还有人相信火星上有运河。他这样写，既如实反映了当时的认知局限，又为未来留下修正空间。”
傅博文轻轻触摸那行已经褪色的字迹。他能想象祖父在书桌前写作的样子，煤油灯下（五十年代初天文台供电还不稳定），一个中年学者谨慎地写下已知，坦诚地承认未知，并满怀期待地邀请后来者继续探索。
“陈老师，您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编写关于系外行星的章节，五十年后的人们会看到哪些‘待验证’的标注？”傅博文问。
陈智林沉思片刻，走到窗边，望着星空。“可能会是我们对‘宜居带’的简单化理解，或者对生物标志物的现有定义。也许五十年后，人们会发现生命形式完全超乎我们想象，根本不需要液态水或碳基化学。也许他们会笑话我们：那些二十世纪初的人啊，居然以为所有生命都得像地球生命一样。”
他的语气里没有自嘲，只有一种平静的接受。“但这没关系。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一些，同时也成为后人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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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圆顶内温度已经降到接近室外。傅博文泡了两杯热茶，茶香在冷却的空气中袅袅升起。他们暂时放下书稿，进行例行的观测记录。今夜的目标是M51涡状星系，一个正在与伴星系相互作用的美丽天体，距离地球约2300万光年。
陈智林熟练地操作着设备，尽管他的手指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灵活，但每个步骤依然精确无误。傅博文在一旁记录数据，同时用另一台较小的望远镜进行广域巡天扫描，这是他的个人项目——寻找新的近地小行星。
“博文，你儿子多大了？”陈智林突然问，眼睛仍贴在目镜上。
“七岁，明年上小学。”傅博文回答，有点意外于这个私人问题。
“他喜欢星星吗？”
傅博文笑了：“非常喜欢。上周他幼儿园组织观星活动，他指着月亮说要在上面盖城堡。老师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那里高，可以看得更远。’”
陈智林也笑了，终于从望远镜前抬起头。“童言无忌，但很有哲理。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建造越来越大的望远镜，要去月球，去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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