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门火车站这地界儿，我熟。庚子那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我就是从这爬火车逃到天津的。二十年了，车站还是那个车站，可味儿全变了。以前这儿人来人往，挑夫的号子声、卖报的吆喝声、小孩儿的哭闹声，混着煤烟和油条香，热闹得跟过年似的。现在呢？战台上站满了日本兵，刺刀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乘客排成三队，一队中国人，两队日本人，检查的比过筛子还细。
我买了张三等座的票，去上海。不是我想去上海，是北京待不住了。李文忠虽然死了，可他的关系网还在。日本人、伪警察、道上的，三路人马都在找我。北京人叫躲风头，上海那边叫。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跑。
三等座便宜，但人多。车厢里挤得跟罐头似的，座位是硬板椅，靠背磨得油光锃亮。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袱搁在腿上。包袱是院长给的，里头有张收据，有本书，还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收据我贴身揣着，比命还金贵。
火车还没开，月台上人来人往。有送行的，有做小买卖的，还有宪兵在巡逻。我缩在座位上，尽量让自己显得不起眼。穿的是老五给的旧棉袍，戴的是顶破毡帽，活像个逃荒的老农。
可心里头知道，我不是老农，我是燕子李三。怀里揣着的，是能让全北京翻个儿的宝贝——不过那宝贝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揣着的，只是一张纸。
一张比命还沉的纸。
呜——
汽笛响了，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挪。我正要松口气，车窗被人拍了两下。
我扭头一看，吓得差点蹦起来——是张来顺的老婆。
就是老张那个遗孀，五十多岁的妇人，姓王，大家都叫她王婶儿。她怎么来了？还知道我在火车上？
我推开窗户：您...您怎么来了？
她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个包袱，塞进来：三爷，老头子临死前交代，让我亲手交给您。
包袱不大，方方正正，用蓝布包着，针脚细密。我接过来，沉手。
这是什么？
钥匙。她压低声音，李总管留下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包袱揣进怀里：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五爷安排的。她指指月台尽头，他说您今儿南下，让我来送送。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看见老五蹲在月台上，抽着旱烟袋，冲我挥挥手。他旁边站着小六，猴儿似的窜起来，也冲我挥手。
眼眶忽然就热了。
这帮兄弟，我李三儿何德何能。
火车加速了，王婶儿跟着车跑了几步：三爷，保重啊！
我点头，冲老五和小六喊：你们也保重！
声音被风撕碎了，不知道他们听见没。
我把窗户拉上，解开包袱。里头是个木盒子，古色古香，上头雕着龙凤纹。打开盒子，里头躺着一枚铜钥匙。
钥匙不大，三寸来长，上头刻着三个字：「佛香阁」。
我愣住了。
佛香阁？那不是颐和园的制高点吗？不是被日本人占了当宪兵司令部吗？这钥匙...
盒子底下还有张纸条，是老张的笔迹：
三爷：李总管说了，您要是把炉子交公，这钥匙就给您。佛香阁顶还有个夹层，里头有他一辈子的积蓄，黄金三百两。您拿着，远走高飞。别回来了。
黄金三百两。
按市价，一块大洋兑黄金三钱，三百两黄金，就是一万块大洋。
一万块大洋，够我在上海滩买座小楼，娶三房姨太太，再开两家铺子，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
我捏着钥匙，手心里全是汗。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往后跑。田野、村庄、枯树、黄土，像一幅褪色的画。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三百两黄金啊。
我这辈子偷过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了这么多。有了这笔钱，我就不用再当贼了，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不用再看着兄弟们的血染红土地了。
可...可我要这笔钱干嘛？
买楼？娶姨太太？开铺子？
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李三儿，燕子李三，这辈子盗亦有道。我偷过贪官，偷过奸商，偷过洋鬼子，可我没偷过良心。
李莲英把这钥匙给我，试试我。试我是贪财，还是贪义。
我要是拿了这笔钱，我就不配叫燕子李三，我就成了李文忠第二。
火车进了丰台站，有宪兵上车检查。我赶紧把钥匙揣进怀里，装作睡觉。宪兵从我身边走过，没瞧我一眼。
他们查的是光鲜人，不是我这种破衣烂衫的穷鬼。
等宪兵走了，我又掏出钥匙，对着车窗看。
钥匙是精铜的，沉甸甸的，上头的佛香阁三个字，是錾刻的，刀法苍劲有力。我能想象出，李莲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怎样颤抖着手，刻下这三个字。
他刻的不是钥匙，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他一个太监，被唾骂了一辈子，被人说是奴才，是走狗。可他在临死前，用这三百两黄金，给中国人保下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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