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洋行失窃的消息，如同在陈远紧绷的神经上又狠狠抽了一鞭。雨声喧嚣，却压不住他心中那冰锥般的寒意与急速运转的思绪。
“失窃账册涵盖哪几年？信函草稿大致内容？现场有无其他痕迹？洋行掌柜和账房现在何处？”陈远一连串的问题砸向连夜赶来的亲信，声音冷静得可怕。
“回大人，账册主要是同治五、六年（1866-1867）的旧账，那时与南洋交易频繁但掩饰不足，多用‘南洋客’、‘杨记’等代称，且有几笔大额资金流向标注含糊。信函草稿是近半年的，用的是双层隐语，表面谈茶叶、香料，但内层代指矿砂和款项，其中提及‘小姐安’、‘李老掌总’等字样。现场干净，是行家所为。洋行掌柜是咱们的老人，已控制，账房…是半年前新聘的，底细已查过，但此次失窃后，人已失踪。”亲信额头见汗，语速极快。
陈远闭了闭眼。同治五、六年，正是他初步站稳脚跟，开始通过李铁柱秘密支持杨芷幽在南洋立足的时期。那些旧账是最大的隐患。“失踪的账房，家里查了吗？近期接触过什么人？”
“正在查，但家眷昨日已乘船回广东原籍，走得仓促。接触的人…洋行近日接待过几批谈生意的，其中有一批自称山西皮货商，但口音有些杂。”
山西皮货商？李鸿章是安徽人，但其幕僚爪牙遍布天下。这手法，不像李鸿章一贯的堂皇风格，倒有些阴损隐秘，难道是醇亲王？或者…是恭亲王手下那些见不得光的粘杆处遗风？
不能自乱阵脚。陈远迅速判断：账册和信函本身，不直接指向“太平余孽”或“东王之女”，更多是经济问题和隐秘关联。对手拿到的，是一把钥匙的毛坯，还需要时间去打磨、去配对应的锁芯——也就是其他证据链。
“立刻做五件事。”陈远睁开眼，眸中锐光毕现，“一，那名失踪账房，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查明他背后是谁。二，洋行即刻对外宣称遭土匪抢劫，损失惨重，暂时歇业。所有知晓内情的伙计集中‘保护’起来。三，通过我们在上海道和租界的关系，放风出去，就说这家洋行其实欠了汇丰银行一大笔钱，经营不善，可能早就想卷款跑路，这次是自导自演。把事情搅浑。四，通知胡雪岩，立刻启动备用通讯渠道和资金线路，原有与南洋相关的几条明暗线，全部静默，改用全新预案。五，”他顿了顿，“给南洋李铁柱发最高级别预警：‘锁钥或失，速坚壁，备烈火。’”
“锁钥或失，速坚壁，备烈火。”这十个字意味着：关键线索可能已泄露，立即转入最高防御状态，并做好最坏的打算——必要时，销毁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实物，甚至准备武装对抗。
亲信凛然领命而去。
陈远知道，这只是止损，是被动防御。对手既然出了招，就不会轻易罢手。他必须同时发起反击，或者至少，转移敌人的注意力。
《中俄伊犁条约》的草案文本送达军机处，果然引发了激烈争论。焦点集中在通商口岸的权益和那笔“商务补偿”上。清流言官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以利权换虚土”，有损国体。务实派则认为，能以较小代价收回伊犁，已属外交胜利，些许商业利益可暂时让步。
慈禧太后将难题抛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恭亲王主张“见好就收，速定西北，以全力应对东南海防”。醇亲王则提出“条约细节关乎国本，需仔细推敲，尤其驻防大员人选，需慎之又慎”，隐隐将话题引向了战后新疆的权力安排。
李鸿章则出人意料地保持了相对沉默，只强调“西北既定，东南倭患日深，海防投入万不可减”。他似乎暂时将矛头从陈远身上移开，转而争夺未来海军建设的资源。
陈远在会议上发言不多，只在谈及条约中关于“俄商不得干涉地方政务”、“清廷拥有完全驻军及司法权”等关键条款时，才力陈其重要性，支持尽快定约以稳定边疆。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宜在西北人事上表现出过多企图，但左宗棠的密信和眼前的形势都告诉他，新疆这个棋盘，他迟早要落子。
就在朝堂争论西北条约时，一份从福州船政局通过新近架设的津闽电报线发来的急电，被直接送到了陈远手中——这是他以“督办新军、协理海防”身份争取到的特权之一。
电报内容让陈远瞳孔骤缩：“日舰‘扶桑’、‘金刚’（均为新购自英之铁甲舰）近日频繁出现于琉球以东海域，似与我在台侦察舰偶有对峙。另，闽省截获可疑倭谍，其随身图册中，有我福州、马尾及基隆、澎湖炮台疑似方位草图。倭人似有异动。”
日本人果然不甘寂寞！西北刚稳，东南又现烽烟。陈远立即将电报内容抄送总理衙门及军机处，并附上自己的急奏：建议立即命令东南沿海水陆各军进入戒备状态，已建成的新式炮台全员戒备，新下水之“海凫”等舰加强巡逻；同时，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质问其向日本出售军舰是否意在破坏东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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