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两人不敢大意，赶紧将男子的双手反绑在身后，拖着他走上了岸。此时的三人浑身都是泥水，脸上、身上布满了伤口，样子狼狈不堪，但眼神里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说！你叫什么名字！”刘义彬用手电筒照着男子的脸，厉声问道。
男子低着头，浑身发抖，一言不发。陈辉拿出手铐，将他的手铐好，然后和刘义彬一起，将他押上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
回到蔡甸分局后，民警们立刻对男子进行了审讯。经过初步核查，男子名叫于明辉，1979年出生，是蔡甸街五星村人，初中只上了一年半就辍学在家。面对民警的审讯，于明辉起初还想狡辩，声称自己只是路过荷花塘，不小心掉进了水里。但当民警拿出从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一件沾有泥土的灰色短袖、一双湿透的布鞋，以及之前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手电筒同款物品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在审讯室里，于明辉低着头，声音沙哑地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承认，从1998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蔡甸区多个路段，对14名下夜班的单身女工实施了强奸、抢劫，其中多名受害人被他打成重伤，小兰更是至今仍躺在医院里，成了植物人。
随着审讯的深入，于明辉的成长经历也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民警面前。他出生在一个极其不幸的家庭，母亲是弱智，唯一的兄长也存在智力障碍，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年迈的父亲身上。父亲靠着几亩薄田和偶尔打零工挣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活。于明辉家的房子是村里好心人给的土屋，家徒四壁，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于明辉从小就备受歧视。村里的孩子不愿意和他一起玩，学校里的同学也经常嘲笑他“有个弱智妈妈”。他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敏感，甚至有些极端。初中辍学后，他就一直在家待着，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更没有谈过女朋友。看着同龄人一个个成家立业，他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和自卑，渐渐地，这种负面情绪转化成了对社会的怨恨，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女性，他更是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
1998年2月，于明辉4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一名女工独自骑自行车回家。当时的他正处于失业的焦虑中，加上长期的心理压抑，他突然产生了邪恶的念头。他悄悄跟在女工身后，在偏僻的路段将她拦下，实施了强奸。第一次作案后，他既害怕又兴奋，害怕被警察抓住，却又沉迷于这种掌控他人的快感中。
从那以后，于明辉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专门选择在雨后的夜晚作案，因为这样的天气里，路上行人稀少，而且雨水可以冲刷掉现场的痕迹。他还总结出了一套“作案经验”，选择下夜班的单身女工作为目标，因为她们体力较弱，容易控制；不携带凶器，只用拳打脚踢或石块击打受害人，避免留下指纹；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尽量不留下任何线索。
于明辉坦言，他其实也有过收手的念头。1999年4月，他从家里偷了一些钱，去广州等地游荡了一圈，想找份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可他没什么文化，又吃不了苦，找工作屡屡碰壁。钱花光后，他只能去浙江投靠舅舅。舅舅在当地做的是搬运工的生意，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于明辉才干了几天就受不了了，偷偷跑回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于明辉再次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看着身边的人都过得比自己好，他的心理再次失衡，于是又重操旧业，继续实施犯罪。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民警们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他自投罗网。
为了进一步固定证据，民警们在于明辉的家中进行了搜查。在他住的土屋里，民警们搜出了多件他作案时穿的衣物，包括一件白色雨衣、几件灰色短袖，还有一个女士手提包。这个手提包正是受害人小莲被抢走的物品。此外，民警们还找到了几双不同款式的布鞋，经过比对，其中一双布鞋的鞋底花纹，与多起案发现场留下的脚印完全吻合。
随后，民警们将于明辉带到了多个案发现场，让他指认作案地点。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多名受害人进行辨认。当受害人小青看到于明辉时，情绪瞬间激动起来，指着他大喊：“就是他！就是他当年害了我！”其他受害人也纷纷确认，于明慧就是对她们实施犯罪的嫌疑人。
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于明辉再也无法狡辩，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案件侦破的消息传来，蔡甸区的居民们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那些曾经生活在恐惧中的女工们，终于可以安心地上班、下班了。分局里，民警们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冒着生命危险的伪装侦查，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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