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的北风，裹挟着黄河滩的沙砾，刮过山东省夏津县双庙乡的土路。当许家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时，土坯房的窗棂上还挂着上一季的玉米壳，父亲许老汉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望着院外贫瘠的土地，给这个新生儿取了个再朴实不过的名字许军本。谁也未曾预料，这个在黄土地里滚大的孩子，未来会踏上星光闪烁的影视舞台，更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一幕足以震惊全国的人生悲剧。
许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两个哥哥早早扛起了锄头，姐姐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后来成了省级报纸德州发行站的站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许军本自小就懂得察言观色。他个头比同龄孩子矮一截，皮肤被晒得黝黑，却有着一双格外明亮的眼睛，总是默默观察着身边的一切。
上小学时，他就显露出异于常人的执拗，为了得到同桌女同学的青睐，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帮女孩打扫课桌，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偷偷塞给对方，这样的坚持就是十年。这份近乎笨拙的执着，日后既成了他攀登高峰的阶梯，也埋下了毁灭的隐患。
1990年的暑假格外漫长，刚读完初中二年级的许军本，把书包藏在柴房的角落，跟着同村的几个青壮年登上了开往济南的拖拉机。车斗里装满了行李和农具，他蜷缩在角落，看着熟悉的村庄渐渐远去，心里揣着一个模糊却坚定的念头：再也不要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定要出人头地。彼时的他还不知道，出人头地这四个字，会像一根紧绷的弦，贯穿他此后近二十年的人生。
济南的建筑工地像一座巨大的蒸笼，七月的太阳炙烤着裸露的钢筋，空气里弥漫着水泥和汗水的混合气味。十五岁的许军本是工地上最年轻的瓦工，每天要搬几十块沉重的红砖，给师傅们递灰桶、搬脚手架。他的手掌很快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茧，最后变得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工棚里的夜晚格外难熬，十几个民工挤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汗臭味和脚臭味交织在一起。闲下来的时候，年长的民工总爱拿这个小个子开玩笑，故意让他唱支歌，或者学狗叫，要是不从就抢他碗里的菜。
有一次，一个工友故意把他的安全帽藏起来，害他被工头骂了一顿，还扣了半天工钱。许军本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他躲在工地的角落，看着远处高楼大厦的灯火，心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刮目相看。这种屈辱感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让他对成功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
1992年，十七岁的许军本带着攒下的几百块钱回到了家乡，通过熟人介绍成了夏津县的一名保安。这份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总算不用再干重体力活，还能穿一身整齐的制服。许军本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提前到岗，把值班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巡逻时更是一丝不苟。命运似乎在这时给了他一点甜头。那年夏天，县城附近的池塘里有个小孩失足落水，正在巡逻的许军本听见呼救声，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浑浊的水里。
池水又凉又深，他拼尽全力才把孩子救上岸，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县城，当地政府给了他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表彰，县报还刊登了他的照片和事迹。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众人敬佩的目光，许军本第一次体会到被人认可的滋味。可这份荣耀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保安工作依旧平淡，每个月的薪水刚够糊口。他看着报纸上姐姐穿着体面的工作服采访他人的照片，心里的不甘又开始翻涌。
1994年，许军本告别家人，辗转来到天津，在一家涉外宾馆找到了保安的工作。这座沿海城市的繁华让他眼花缭乱，高楼林立的商业街、穿着时髦的男女、穿梭不息的汽车，无一不在冲击着这个来自小县城的青年。他每天站在宾馆门口，给进出的客人开门、提行李，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客人谈论着他听不懂的话题，心里的落差越来越大。有一次，一个外国客人因为他听不懂英文而露出鄙夷的神色，还跟宾馆经理投诉了他。这件事让许军本深受刺激，他意识到，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永远只能站在社会的底层。
宾馆附近就是天津市第三京剧团，下班后的许军本常常会绕到剧团门口，隔着铁栅栏看里面的演员练功。那些穿着练功服的演员在舞台上翻着跟头、耍着刀枪，一招一式都充满了力量感。他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有时候能站在门口看一两个小时，直到剧团的大门关上才离开。时间久了，他认识了几个在剧团练功的武生，他们其实是影视圈的替身演员，经常来这里练基本功。许军本每天帮他们买水、搬道具，渐渐和他们熟络起来，从他们那里学了一些基本的武打招式和京剧身段。
1995年初的一个雪天，那几个替身演员找到许军本，说北京有个武打剧组缺人，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拍电视剧，这两个词像惊雷一样在许军本的心里炸开。他想起了在济南工地的屈辱，想起了在天津宾馆受到的歧视，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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