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内的银杏叶落满了宫墙的瓦当。后主刘禅坐在太极殿的龙椅上，手中攥着邓艾送来的劝降书，墨迹透过绢帛洇出淡淡的水痕，像极了朝堂上大臣们争论时溅出的唾沫星子。殿外的风卷着寒意灌进来，吹动了谯周那篇《降议》的边角，也吹散了蜀汉政权最后一点挣扎的底气。这场关于“降与战”的朝堂辩论，看似是临危时刻的仓促抉择，实则是四十年来益州社会对蜀汉政权认同危机的总爆发。
一、投降派的逻辑：谯周与益州士族的“现实主义”选择
当邓艾的军队突破绵竹防线，兵锋直指成都时，蜀汉朝堂上迅速分裂为三派：主战派以刘禅五子北地王刘谌为代表，主张“背城一战，与社稷共存亡”；逃亡派提议“南奔南中七郡，依险自守”；而以谯周为核心的投降派，则力主“降魏以求保全”。最终，刘禅采纳了谯周的建议，这场争论的胜负背后，是益州士族集团长期压抑的政治诉求的集中释放。
谯周的投降论，绝非简单的“贪生怕死”，而是基于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根本否定。早在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他就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寓言，批判蜀汉“处小而攻大，兵疲而好战”的国策。在《降议》中，他更是直白地指出：“陛下若降魏，则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宗族无虞；若欲南奔，则南中夷人素无归顺之心，昔丞相南征，虽服其表，未革其心，今若往依，恐为所害。”这番话看似为刘禅安危着想，实则戳中了蜀汉政权的软肋——对南中地区的统治本就脆弱，而益州本土士族早已不愿为“外来政权”陪葬。
益州士族支持投降的深层原因，是对“荆襄集团”长期垄断权力的反弹。自刘备入蜀以来，益州本土人士在官场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据统计，《三国志·蜀书》立传的蜀汉官员中，荆襄集团（含北方投奔者）占比达62%，东州集团占23%，而益州本土士族仅占15%，且多任虚职。谯周本人虽以儒学闻名，却直到延熙末年才升任光禄大夫，始终未进入决策核心。这种“外来者掌权”的格局，使益州士族对蜀汉缺乏归属感。当曹魏大军压境时，他们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改朝换代”的契机，而非“亡国之危”。
从现实利益看，投降对益州士族更有利。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士族门第，而蜀汉的“法治”虽强调平等，却抑制了士族的特权。谯周在《降议》中许诺“魏必礼待蜀地士民，保全其产业”，实则是预判到曹魏会拉拢本土士族以稳定统治。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降魏后，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蜀地大族如张裔家族、陈寿家族等均得以保留爵位田产，而荆襄集团的后裔则多被迁往洛阳监控——这种利益分化，早已注定了朝堂变论的结局。
二、主战派的困境：刘谌与蜀汉“正统叙事”的崩塌
北地王刘谌的哭谏，是蜀汉主战派最后的悲鸣。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刘谌对刘禅说：“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他甚至在昭烈庙（刘备庙）中杀妻灭子，然后自尽，以极端方式践行“殉国”的信念。刘谌的激烈反抗，反衬出蜀汉“正统叙事”的彻底崩塌——连皇室成员都需以自残式的牺牲证明忠诚，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腐朽。
蜀汉的“正统性”建构，始于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当时曹丕已篡汉，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称帝，国号仍为“汉”，意在宣称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诸葛亮的《出师表》反复强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更是将这种叙事推向巅峰。但到刘禅时期，这一叙事已难以维系：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的号召力逐渐减弱，公元220年出生的人到263年已年过四十，对“汉朝”的记忆早已模糊；另一方面，姜维的连年北伐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导致“民皆菜色”，使民众对“正统”的代价感到厌倦。
主战派的力量薄弱，也反映了蜀汉统治集团的内耗。当时能领兵作战的将领中，姜维在沓中被邓艾牵制，廖化、张翼率军在剑阁与钟会对峙，成都城内几乎无兵可用。诸葛瞻虽率军抵御邓艾，却“素无军旅之才”，在绵竹战败前感叹“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进不能守国土”，可见主战派内部也充满矛盾。更关键的是，刘禅本人对“正统”毫无执念——他在降书中自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直接否定了蜀汉的“汉室正统”身份，这种自弃让主战派彻底失去了精神依托。
刘谌的悲剧，本质上是“理想主义”在“现实主义”面前的溃败。他坚守的“君臣死节”伦理，与益州士族的“利益计算”形成鲜明对比，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后者。当昭烈庙的血迹干涸后，蜀汉的“正统叙事”也随之埋葬，只剩下“乐不思蜀”的笑谈在洛阳的宫殿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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