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据有益州、汉中及南中之地，一度与魏、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仅四十三年后，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后主刘禅献城投降，蜀汉旋即覆灭。关于其灭亡的原因，历代论者多归因于刘禅昏庸、黄皓乱政或姜维穷兵黩武，但若穿透历史表象便会发现，蜀汉的灭亡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权力结构失衡、经济资源枯竭、军事战略迷失与社会认同缺失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建立在“外来政权”基础上的割据势力，在无法解决自身结构性矛盾后的最终崩塌。
一、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长期对立
蜀汉政权的权力结构，从诞生之初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刘备集团以“外来者”身份入主益州，始终未能解决与本土士族的矛盾，这种“非本土化”的权力格局，成为贯穿蜀汉四十三年历史的致命隐患。
刘备入蜀前，益州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自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以来，形成了以南阳、三辅流民为核心的“东州集团”（如李严、吴懿）与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张裔）共存的格局。尽管两大集团存在利益摩擦，但经过数十年磨合，已达成微妙平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入成都，打破了这一平衡。为巩固统治，刘备迅速构建起以“荆襄集团”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诸葛亮为股肱，关羽、张飞、赵云等为爪牙，马谡、蒋琬、费祎等后辈逐步跻身中枢，而益州本土士族则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蜀汉政权中，荆襄集团（含北方投奔者）占官员总数的62%，东州集团占23%，益州本土士族仅占15%，且多担任劝学从事、郡丞等虚职。即便是张裔、杨洪等有才干的益州士人，也始终难以进入决策层。张裔曾因“性不公平，臧否失所”被罢官，杨洪虽在汉中之战中表现出色，却终其一生未得封侯。这种“非我族类”的权力壁垒，使得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始终缺乏认同感。他们将刘备集团视为“外来征服者”，而非“汉室正统”的代表。
诸葛亮执政后，试图以“依法治国”弥合矛盾。他亲自撰写《蜀科》，强调“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连马谡失街亭这样的亲信也按律处斩。但法理上的平等，无法掩盖权力分配的实质不公。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推荐的“贞良死节之臣”——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均为荆襄旧部，无一是益州人士。这种“任人唯亲”的潜规则，让益州士族逐渐认清：蜀汉的“法治”，本质上是外来集团巩固统治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天下为公”。
到刘禅时期，权力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加剧。黄皓专权后，与陈祗勾结，排挤姜维等主战派，而益州士族则趁机与宦官集团达成默契，共同对抗荆襄集团的残余势力。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以“降魏可保宗族”为由力主投降，实则是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集体“背叛”。这种背叛，并非突然的变节，而是四十三年被压制、被边缘化的情绪总爆发——当外来集团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本土士族自然选择“改朝换代”以夺回权力。
二、经济体系的崩溃：北伐透支与资源困局的恶性循环
蜀汉的疆域虽涵盖益州、汉中及南中，但其核心经济区仅为成都平原。这块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沃土，在东汉时期曾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益州户数约152万，人口约724万。然而，到蜀汉灭亡时（公元263年），《三国志·蜀书》记载的户数仅28万，人口94万——即便扣除统计范围差异，人口锐减的趋势也触目惊心。这种衰退的背后，是长期北伐对经济的毁灭性透支。
诸葛亮的北伐，每年需动员十万以上兵力（约占蜀汉总人口的10%），加上转运粮草的民夫，几乎耗尽了益州的青壮劳动力。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祁山、陈仓，粮道险恶，转运不继”，不得不“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以补充人口；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为解决粮草问题，他发明“木牛流马”，却仍因“粮尽退军”。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时，“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伸”，可见粮食短缺已成为北伐的最大瓶颈。
姜维执政后，北伐更是陷入恶性循环。他改变诸葛亮“稳扎稳打”的策略，频繁出兵陇右，导致军费开支激增。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维率军出狄道，因“粮道被断”大败而归，死者数万人；景耀五年（公元262年）最后一次北伐，蜀汉已“民皆菜色”，连宦官黄皓都能以“军旅数出，百姓凋瘁”为由反对出兵。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益州民间流传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民谣，足见民众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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