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地区的开发本可缓解经济压力，但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策略并未带来实质收益。平定南中后，蜀汉虽获得“漆、蜜、丹、漆”等资源，但南中豪族（如孟获家族）始终保持半独立状态，蜀汉不得不驻军监视，反而增加了军费开支。《三国志·李恢传》记载，李恢治理南中时，“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实则是以武力掠夺为主，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最终导致南中“夷人复叛”，反而消耗了更多兵力。
到蜀汉末年，经济体系已濒临崩溃。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即每九名百姓就要供养一名士兵或官吏，这一比例远超曹魏（1:20）和东吴（1:15）。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已无法满足军队需求，“民有菜色，道殣相望”成为常态。当邓艾大军入境时，蜀军因“饥饿无战心”而望风披靡，经济的崩溃，使蜀汉失去了抵抗的物质基础。
三、军事战略的迷失：从“隆中对”到“敛兵聚谷”的路线背叛
蜀汉的军事战略，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本是基于现实的稳妥规划，但随着关羽失荆州（公元219年），这一战略已名存实亡。然而，诸葛亮及其继承者却未能及时调整方向，反而陷入“为北伐而北伐”的迷思，最终导致军事体系的全面崩塌。
刘备时期，汉中的防御体系堪称典范。魏延镇守汉中时，确立“错守诸围”策略：在阳平关、陈仓道、褒斜道等险要处修筑堡垒，派兵据守，形成相互呼应的防御网。魏延曾自信地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种“以险制胜”的思路，利用秦岭天险将魏军挡在关外，确保了益州腹地的安全。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分道伐蜀，正是因为陈仓道被蜀军据守，魏军“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最终不得不退兵。
诸葛亮北伐期间，虽多次从汉中出兵，却始终维系着“错守诸围”的根基。他在阳平关增设驻军，修缮陈仓、祁山等据点，使汉中成为既能出击又能固守的军事枢纽。但诸葛亮的北伐，名义上是“兴复汉室”，实则更像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表演。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后，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若不北伐，便失去了立国的精神支柱。但这种政治正确却违背了军事现实：汉中到长安的秦岭古道地势险峻，大军难以展开，曹魏只需“据险而守”即可疲敌。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时，曾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正是看透了蜀汉军队的战略困境。
姜维执政后，将战略失误推向极致。他以“欲诱敌深入，俟其疲困而击之”为由，彻底颠覆了“错守诸围”体系，推行“敛兵聚谷”策略：放弃外围险要，将兵力收缩至汉、乐二城及阳安关，企图让魏军进入汉中平原后，再依托坚城消耗敌军。这一调整看似“诱敌深入”，实则是自毁长城。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钟会伐蜀时，“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皆数道并进”，几乎未遇抵抗便进入汉中平原；阳安关守将傅佥因副将蒋舒投降而战死，这座“汉中咽喉”落入魏军之手，导致姜维在沓中的军队与汉中主力彻底失联。清代学者王夫之尖锐指出：“姜维之亡蜀也，殆哉！弃险以争险，方降以诱降，虽欲不亡，不可得也。”
军事人才的凋零，加剧了战略的失败。蜀汉早期“猛将如云”，关羽、张飞、赵云等皆是百战之将，魏延、黄忠等也能独当一面。但到姜维时期，能独当一面的将领仅剩张翼、廖化、董厥等人，而三人中，廖化已年过七旬，张翼反对北伐，董厥缺乏实战经验。更严重的是，姜维与其他将领的矛盾加剧了内耗——张翼曾在朝堂上直言“姜维之出，国用疲竭，宜罢兵息民”，诸葛瞻甚至与董厥密谋“表后主，以阎宇代维”。这种将帅失和，使蜀军在大敌当前时难以形成合力。当邓艾偷渡阴平时，蜀汉竟无一员将领能组织有效抵抗，军事体系的崩溃，让灭亡成为定局。
四、社会认同的缺失：“正统叙事”的破产与民心离散
一个政权的存续，不仅需要武力与经济支撑，更需要社会认同的维系。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却始终未能让益州民众产生归属感，这种认同的缺失，使其在危机时刻失去了最根本的抵抗力量。
刘备入蜀初期，益州民众曾抱有期待。刘璋统治时期，“性宽柔，无威略，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百姓生活困苦。刘备入成都时，“与士民约法三章：缓刑弛禁，宽仁百姓”，一度赢得“百姓夹道欢迎”。诸葛亮执政初期，虽推行严刑峻法，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使“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赢得了士民的敬畏。此时的蜀汉，虽偏安一隅，却仍有“兴复汉室”的精神凝聚力。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请大家收藏：(m.20xs.org)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20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