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频繁的北伐逐渐消磨了这份认同。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到景耀五年（公元262年），蜀汉三十四年间发动了十一次北伐，平均每三年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益州民众不堪重负。谯周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对话，批判穷兵黩武：“处小而攻大，疏爵而赏捷，力少而不畏强，兵疲而好战，此亡国之风也。”这种批判，道出了益州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政治腐败进一步加剧了民心的流失。黄皓专权期间，“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地方官员为讨好宦官，肆意搜刮民财，导致“百姓失业，嗷鸿遍野”。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益州士族“皆怨皓浊乱国政”，普通民众更是“思魏之德”。当邓艾大军进入益州后，“秋毫无犯，百姓安堵”，甚至出现“蜀民多降”的景象——这种“敌至不抗”的现象，绝非单纯的怯懦，而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反映。
“正统叙事”的破产，是认同缺失的关键。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的号召力逐渐减弱：公元220年出生的人到263年已年过四十，对“汉朝”的记忆早已模糊；姜维的北伐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导致“民皆菜色”，使民众对“正统”的代价感到厌倦。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庙中杀妻灭子、自尽殉国，看似悲壮，实则反衬出“正统叙事”的彻底崩塌——连皇室成员都需以自残式的牺牲证明忠诚，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腐朽。
当刘禅在成都城头竖起降旗时，益州士民“莫有哀者”，反而“皆贺得生”。这种冷漠，比任何抵抗都更能说明问题：蜀汉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强大，而是因为它早已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结语：结构性矛盾下的必然覆灭
蜀汉的灭亡，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崩塌。权力结构上，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对立，导致统治基础脆弱；经济上，北伐的无限透支，耗尽了益州的资源；军事上，战略的反复与人才的凋零，使国防体系形同虚设；社会层面，“正统叙事”的破产与民心离散，让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指向一个结局——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终究未能摆脱“外来者”的身份局限，在无法解决自身结构性矛盾后，走向了必然的覆灭。
回望蜀汉四十三年的历史，其兴衰荣辱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政权，若不能平衡各方利益、回应民众诉求，即便有天险可依、有忠臣可恃，最终也难逃崩塌的命运。这或许，就是蜀国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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