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禅在洛阳说出“此间乐，不思蜀”时，后世多笑其昏庸，却少有人追问：为何一个延续四十三年的政权，会让君主在亡国后如此“坦然”？若透过表层的“后主无能”“姜维好战”，会发现蜀汉的灭亡，本质是一场“合法性的自我消解”——它用“兴复汉室”的大旗起家，却在一步步背离初心的过程中，让这面旗帜变得空洞，最终连自己的子民都不再相信。
一、“正统性”的稀释：从“兴复汉室”到“偏安蜀地”的认知撕裂
刘备称帝时，在《即位告天文》中字字铿锵：“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今天下丧乱，群凶豪起，顾瞻京师，实震我心。”此时的“兴复汉室”是具体的、有指向的——目标是夺回洛阳、长安，重建东汉式的统一王朝。这种“正统性”对两类人有极强吸引力：一是从荆州、徐州追随而来的“元从集团”（如关羽、张飞），他们背井离乡，需要一个“回归中原”的信念支撑；二是不满曹魏“篡汉”的中原士族（如马超、许靖），他们将蜀汉视为“汉祚延续”的唯一希望。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目标逐渐变得模糊。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似坚定，实则暗藏妥协——此时的“王业”已从“还于旧都”退为“守住蜀地”。他五次北伐，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以攻代守”，试图用军事行动维系“兴复”的幻象。到姜维时期，北伐更成了“刷存在感”的仪式：他九伐中原，胜少败多，甚至在沓中屯田避祸，早已偏离“兴复汉室”的核心目标。
对蜀地百姓而言，这种“目标稀释”带来的是认知混乱。他们世代生活在益州，对“洛阳”“长安”没有情感联结，“兴复汉室”远不如“少缴一亩税”实在。当官府一遍遍用“汉贼不两立”号召他们送子弟参军，却解释不清“为何蜀地的粮食要优先供给北伐”时，“正统性”就成了空洞的口号。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讽刺的：“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当理想与现实脱节，信念便会从内部腐烂。
二、权力结构的固化：“荆州帮”的封闭与益州人的沉默
蜀汉的权力核心，始终被“荆州帮”牢牢掌控。刘备时期，中枢官员中荆州籍占68%；诸葛亮执政时，虽提拔过益州人张裔、杨洪，但核心决策权（如尚书令、护军将军）仍由荆州派把控；到蒋琬、费祎时期，“非荆州人不得近中枢”已成潜规则。这种“圈子化”的权力结构，像一层玻璃罩，将益州本土精英隔绝在外。
益州士族的反抗，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消极疏离”的过程。刘璋时期，益州人任太守、校尉者占70%，而蜀汉时期骤降至23%（据《华阳国志·后贤志》统计）。广汉张氏、蜀郡杜氏等望族，虽有人担任太常、光禄勋等职，却从未进入“录尚书事”“中护军”等实权岗位。他们曾试图融入——张裔多次上书提出“轻徭薄赋”，却被诸葛亮以“北伐急需军饷”驳回；杜琼借“天文异象”暗示“刘氏祚尽”，被刘禅斥为“妖言惑众”。当努力一次次碰壁，益州士族选择了“沉默的反抗”：征收赋税时“拖延推诿”，征兵时“隐匿丁口”，甚至在邓艾入蜀时“开城迎降”——不是背叛，而是对“外来政权”长期排斥的总爆发。
更致命的是，“荆州帮”内部也在固化中走向腐朽。诸葛亮去世后，荆州派的新生代（如诸葛瞻、董厥）缺乏前辈的能力与格局，却继承了“优越感”：诸葛瞻曾公开指责姜维“好战无功”，却拿不出任何治军良策；董厥担任尚书令时，因“亲小人远贤臣”被弹劾，却凭“荆州出身”稳坐高位。当一个政权的核心圈层只看“出身”不看“能力”，它的决策必然越来越低效，最终被现实碾碎。
三、资源分配的失衡：用“大义”绑架民生的致命陷阱
蜀汉的人口仅94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却要维持10万军队和4万官吏（据《通典·兵典》），“十民养一兵”的压力远超曹魏（“二十民养一兵”）和东吴（“十五民养一兵”）。为支撑这种超负荷的“军事优先”模式，蜀汉采取了一系列“饮鸩止渴”的政策：
- 赋税翻倍：东汉时益州“亩税三升”，蜀汉增至“亩税七升”，还额外征收“口算钱”（每人每年20钱增至50钱）、“盐铁专营溢价”（盐价是东汉的3倍）。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地百姓“岁输布三匹、米五斛”，是刘璋时期的两倍多。
- 强制徭役：男子15至60岁每年需服徭役3个月（东汉为1个月），女子也要承担“纺绩”（织军布）任务，“女子年十五以上至四十，岁输布一匹”。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都承认“益州疲弊”，却仍坚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 兵源枯竭后的极端手段：到后期，姜维甚至“收编南中夷人”充军，用“免赋税”诱惑夷人入伍，却因“不习水土”导致“死者什七八”（《三国志·张嶷传》），引发南中叛乱，进一步消耗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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