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时，仍坚信“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天命所归。他向后主刘禅强调“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将蜀汉的存续与“汉室正统”的天命叙事紧密绑定。然而，到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谯周以“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为由力主投降时，这套延续四十余年的“正统性”叙事已彻底崩塌。民众对“汉室”的记忆逐渐模糊，士人对“天命在魏”的认同悄然蔓延，甚至连蜀汉统治集团内部，也不再将“兴复汉室”视为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天命转移”的认知变迁，从思想根源上瓦解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其灭亡的深层精神诱因。
“正统性”是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它通过历史叙事、礼仪制度、意识形态等构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蜀汉以“汉室苗裔”自居，将“正统性”建立在“承继汉统”的叙事之上；而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困境加剧，这套叙事逐渐失去说服力，被“天命在魏”的新认知取代。本章将从“汉室记忆”的消解、“天命转移”的舆论建构、统治集团的信念动摇三个层面，剖析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过程及其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一、“汉室记忆”的消解：时间流逝与现实落差的双重侵蚀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根基，是民众对“汉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然而，随着东汉灭亡日久、蜀汉统治的现实困境日益凸显，这种记忆逐渐淡化，认同不断消解，成为“正统性”崩塌的前提。
东汉王朝虽因桓灵二帝的昏庸、黄巾起义的冲击而衰落，但在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已在民众心中刻下深刻的“汉室情结”。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起事，正是依托这种情结获得初步支持——在徐州，陶谦因“非刘豫州莫可以安此州也”而让贤；在荆州，刘表旧部多归附刘备，皆因“刘皇叔”的身份与“兴复汉室”的口号契合了民众对汉室的残存认同。
蜀汉建立之初，这种“汉室记忆”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正式灭亡，刘备随即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以“嗣武二祖”（继承汉高祖、汉武帝）为号召，将自身定位为“汉室的唯一继承者”。此时，亲历东汉盛世的民众尚在，对“汉”的情感认同未绝，蜀汉的“正统性”叙事因此获得一定社会基础。诸葛亮北伐时，关中、陇西地区常有民众响应（如公元228年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正是这种记忆的体现。
然而，时间是最强大的消毒剂。从东汉灭亡（公元220年）到蜀汉灭亡（公元263年），其间已过去四十三年，足以让两代人成长。亲历东汉的老一代人逐渐离世，年轻一代对“汉时”的认知仅来自书本与传说，缺乏切身体验，情感认同自然弱化。他们出生于三国鼎立的时代，对曹魏、蜀汉、孙吴的认知是“三个并存的政权”，而非“汉与篡汉者”的对立。这种代际更替，使得蜀汉“承继汉统”的叙事失去了天然的受众。
更重要的是，蜀汉统治的现实困境，让“汉室正统”的叙事显得苍白无力。东汉虽有衰落，但巅峰时期“天下户口千余万户”（《后汉书·郡国志》），而蜀汉灭亡时仅“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人口不足东汉全盛期的十分之一。民众面临的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沉重赋役，而非“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式的太平景象。当“兴复汉室”的口号与“民有菜色”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时，民众对“汉室”的期待便会转化为失望——他们不再关心“正统与否”，只在乎能否“安居乐业”。
“汉室记忆”的消解，使得蜀汉的“正统性”叙事从“情感共鸣”沦为“政治口号”。当邓艾兵临成都时，民众既无“保卫汉室”的热情，也无“抗拒篡逆”的义愤，反而更担心抵抗会带来战火——这种麻木，正是“正统性”失去民心基础的直接体现。
二、“天命转移”的舆论建构：曹魏的“禅让叙事”与蜀汉的“谶纬失灵”
“天命”是古代“正统性”的核心概念，它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蜀汉试图以“刘氏宗室”身份宣称“天命在汉”，而曹魏则通过“禅让”仪式与舆论宣传，建构“天命已转移至魏”的叙事，同时蜀汉自身的“谶纬失灵”进一步削弱了其“天命所归”的说服力，最终导致民众认同的倾斜。
曹魏的“天命转移”叙事，始于曹丕代汉的“禅让”仪式。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自愿”将皇位禅让给曹丕，双方上演了“三辞三让”的礼仪程序，最终曹丕“顺应天命”登基，建立曹魏。这套仪式虽为政治表演，却在形式上符合“尧舜禅让”的古制，为曹魏的“正统性”提供了“历史依据”。曹丕称帝后，立即下令“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通过宗法祭祀强化“天命传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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