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263年）深秋，当邓艾的军队在阴平道凿山开道时，成都的朝堂上正为“是否增兵阴平”争论不休。主张增兵的南中都督霍弋，其奏疏被黄皓压在案头；反对增兵的诸葛瞻，理由是“阴平山道险峻，魏兵难越”——这场争论的背后，是蜀汉权力生态与资源分配的总爆发：谁掌握话语权？资源向谁倾斜？风险由谁承担？这些从政权建立之初就存在的失衡，最终让天平彻底倾覆，连最后的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
一、话语权垄断：荆州集团的“一言堂”与批评机制的消亡
蜀汉的话语权，从刘备入蜀起就被荆州集团牢牢掌控。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军政决策，更渗透到历史书写、舆论塑造等方方面面，最终导致“批评”成为禁忌，政权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
刘备时期，荆州集团通过“天命叙事”确立话语权。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将刘备称帝包装为“天命所归”，陈寿在《三国志》中刻意淡化益州士族的贡献，甚至将刘璋旧部法正的功绩归于“先主之明”。这种叙事下，益州士族的声音被边缘化——当他们对“盐铁官营”提出异议时，被斥为“怀刘璋旧恩”；当他们反对北伐时，被贴上“畏魏如虎”的标签。
诸葛亮执政时，话语权垄断进一步强化。他以“汉贼不两立”的口号压制不同意见，将任何对北伐的质疑上升到“忠奸”高度。广汉太守张裔曾建议“休养生息，再图北伐”，被诸葛亮以“汝久居益州，已忘汉室”驳回；犍为人杨洪因反对“征南中以充兵源”，被贬为蜀郡都尉。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舆论管控，让朝堂上只剩下“支持北伐”的单一声音，连蒋琬、费祎等荆州集团内部人士，也只能在诸葛亮死后才敢提出“休战”主张。
到姜维时期，话语权垄断已异化为“一言堂”。他通过控制军报解读权，将每次北伐的“小胜”夸大为“大捷”，将“大败”粉饰为“粮尽退军”。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在侯和之战中惨败，却向刘禅奏报“斩将十数，魏兵胆寒”，黄皓虽与姜维不和，却因“北伐”是政治正确而未加戳穿。当真实的军情被层层掩盖，政权的决策系统便成了盲人摸象——直到邓艾兵临城下，刘禅才从逃难百姓口中得知“魏军已过江油”，此时再想调兵，早已错失良机。
话语权的垄断，本质是对“多元共治”的拒绝。当一个政权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当批评被视为“异端”，它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可能。蜀汉后期的朝堂，像一口密不透风的铁锅，所有的矛盾都在锅底累积，直到被外部压力捅破时，才发现早已锈迹斑斑。
二、资源倾斜：军事优先的畸形结构与民生的持续透支
蜀汉的资源分配，始终遵循“军事优先”的畸形逻辑——为支撑北伐，农业、手工业、商业资源被过度抽调到军事领域，民生领域的投入长期不足，最终形成“兵强民弱”的虚假繁荣，一旦军事失利，整个社会便随之崩塌。
从财政支出看，军事消耗占蜀汉年度预算的七成以上。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以当时“一兵一年需粮三十斛”计算，仅军粮消耗就需三百零六万斛，而成都平原的年粮食总产量约八百万斛，这意味着近四成粮食被用于军队。为填补缺口，蜀汉推行“口算钱”“盐铁专卖”等附加税，益州农户的实际税负是曹魏的两倍、孙吴的一点五倍，至后期出现“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女子十五以上皆运粮”的极端动员，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不得不承认“益州疲弊”。
资源倾斜还体现在“重军事、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诸葛亮时期，为方便北伐运粮，修建了祁山古道、陈仓道等军事栈道，耗费民力数十万；而关乎民生的都江堰维护，却因“军经费紧”多次延误，导致成都平原在炎兴元年（263年）遭遇旱灾时，灌溉效率下降三成。这种“军事工程优先”的策略，让百姓直观感受到“政权只知用兵，不知养民”，对蜀汉的认同感持续走低。
更严重的是，资源倾斜加剧了“兵民对立”。蜀军士兵的口粮标准是“月三斗”，而普通百姓的平均口粮仅“月一斛五斗”，这种差距在灾年更为明显——景耀三年（260年），蜀郡大饥，官府仍优先保障军队粮食供应，导致“民多饿死，而军廪丰足”（《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当邓艾入蜀时，蜀军士兵虽仍有战斗力，却因“家小在蜀，恐遭涂炭”而斗志涣散，绵竹之战中，诸葛瞻麾下士兵“多有降者”，正是这种“兵民对立”的恶果。
资源分配的畸形，暴露了蜀汉政权的“军事殖民”本质。它将益州视为“北伐的基地”而非“治理的家园”，将百姓视为“供驱使的资源”而非“需善待的子民”。当军事机器无法再从民间榨取资源，当士兵与百姓都对政权失去期待，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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