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元年的夏夜，陈寿坐在洛阳的书斋里，对着烛火咳嗽。案上摊着《三国志·蜀书》的定稿，墨迹未干，字里行间还带着蜀地的潮湿气息。他拿起诸葛亮的《出师表》抄本，指尖抚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成都太学的银杏树下，谯周先生给他讲的那个故事。
“当年诸葛丞相第一次北伐，路过祁山堡，见百姓衣衫褴褛，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了下来，给一个冻僵的老汉披上。”谯周的声音透过时光传来，带着几分喑哑，“那时我就想，能让臣子如此尽心、百姓如此拥戴的王朝，怎么会亡呢？”
陈寿放下抄本，望向窗外。洛阳的月亮比成都的冷，照在书斋的瓦上，像一层薄薄的霜。他花了十年时间撰写蜀史，从先主入蜀到后主降魏，四百多个人物，无数桩往事，最终都浓缩在这几卷书里。可翻到最后一页，他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不是史实的缺漏，而是那份藏在文字背后，让一个王朝兴衰的根本气脉。
一、民心如秤：从“箪食壶浆”到“路有饿殍”
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时，曾在《南征表》里写道：“南中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陈寿的父亲那时在军中做粮官，常跟他说，南中的山民会背着竹筒饭，在山道旁等蜀军经过，竹筒上还刻着“汉”字。
“不是因为我们的刀快，是因为我们的官不贪。”父亲说，“诸葛丞相定下规矩，蜀军过村寨，不准拿百姓一针一线，连喝口水都要给钱。有个士兵摘了个野果，被丞相罚了二十军棍。”
那时的蜀汉，虽偏居一隅，却有着难得的民心。成都的市集上，百姓敢指着官员的鼻子骂苛政；南中的部族首领，会把儿子送到成都太学读书；甚至连东吴的商人，都愿意用粮食换取蜀汉的信任——他们说，“汉家的官，说话算数”。
可这份民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的？
陈寿在《后主传》里写：“景耀元年，黄皓始专权，政由己出。”他想起那个在锦官城抢织锦的宦官，想起被克扣粮草的士兵，想起在太学门口哭求粮食的老农。当朝廷把“为民”变成口号，把“敛财”当成日常，民心这杆秤，就渐渐偏向了另一端。
延熙末年，南中发生大旱，百姓颗粒无收，官府却依旧催缴赋税。有个叫李福的郡守，把赈灾粮私自卖给东吴，导致数千人饿死。后主接到奏报，只轻飘飘地说了句“罢官即可”，连抄家问罪都没有。
“那天，成都的百姓在昭烈庙前跪了一夜，哭着问先主，这到底还是不是汉家天下。”陈寿的同窗李密曾亲眼所见，“从那以后，再没人去昭烈庙了——心凉了，拜神也没用。”
陈寿在史书中写下“民有菜色，饿殍遍野”时，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页。他忽然明白，诸葛亮南征时的“箪食壶浆”，不是因为蜀军强大，而是因为百姓相信“汉”能给他们活路；后主末年的“路有饿殍”，也不是因为魏兵压境，而是百姓已经不信这个王朝还能护着他们。
民心这东西，攒起来要十年百年，散起来，只需要几个昏官、几道恶令。
二、士风如镜：从“以死明志”到“苟且偷生”
章武三年，刘备临终前托孤，诸葛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那时的蜀汉朝堂，董允敢当面斥责黄皓，姜维愿九伐中原，张嶷战死沙场时仍高呼“汉祚永存”——士人的风骨，像成都的松柏，挺得笔直。
陈寿在《诸葛亮传》里写了个细节：丞相府的长史杨颙，见诸葛亮亲自校对文书，就劝谏说“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诸葛亮不仅不恼，还把他的话刻在府门的石碑上。那时的官场，虽有政见之争，却无私人恩怨，连李严这样与诸葛亮有隙的大臣，在兵败被贬后，仍盼着能被重新起用——他们争的是国事，不是私利。
可到了景耀年间，士风早就变了。
黄皓卖官鬻爵，朝堂上的文臣要么依附，要么沉默。有个叫阎宇的将军，靠给黄皓送美女上位，竟取代了姜维的兵权；尚书令陈祗，为了讨好后主，把“北伐劳民”的奏折全压了下来，只报喜不报忧。
陈寿的老师谯周，曾在朝堂上怒斥这些人：“你们食汉禄，却负汉恩，百年后有何面目见诸葛丞相于地下！”可骂完之后，他还是写了《降谯》——不是没有风骨，是风骨在现实面前，碎得太彻底。
最让陈寿痛心的，是蜀汉灭亡时的场景。成都宫城的太极殿上，后主刘禅宣布投降，文臣们竟无一人死谏。只有一个叫刘谌的北地王，哭着杀了妻子儿女，然后在昭烈庙前自刎，血溅在刘备的牌位上。
“那一天，成都的读书人都低着头走路，不敢看人。”李密说，“他们不是不难过，是羞愧——羞愧自己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陈寿在史书中为刘谌单独立了传，字数不多，却字字泣血。他知道，一个王朝的士风，就像镜子里的影子，士人挺直了腰杆，王朝就有精气神；士人弯下了膝盖，王朝的脊梁也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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