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秘阁,藏着不少蜀汉灭亡后缴获的文书。
一卷被虫蛀的《出师表》手稿,上面有诸葛亮修改的痕迹,“五月渡泸”的“渡”字,被圈了又改,墨迹层层叠叠;一份姜维的北伐战报,末尾写着“粮草不济,恳请速发”,却被朱笔批了“暂缓”二字;还有后主刘禅的诏书,字迹潦草,“朕知道了”四个字,写得漫不经心。
负责整理这些文书的校书郎李默,总爱在深夜独自翻阅。他说:“史书是后人写的,可这些当时的字,藏着史书没说透的话。”
一、诸葛亮的手札:理想与现实的拉锯
建兴五年的冬夜,诸葛亮在南郑的军帐里写手札。
手札是给后主刘禅的,字里行间满是叮嘱:“陛下亲政后,当亲理细务,不可轻信近侍。宫中用度,宜减省,以充军实。”写完又觉得不妥,划掉重写:“陛下春秋鼎盛,当知‘创业难,守业更难’,丞相府旧臣,多是忠良,可委以重任。”
这张手札的残片,边角被水浸过,字迹有些模糊,却能看出写作者的谨慎。李默对着残片琢磨了很久:“丞相是怕话说重了惹陛下不快,又怕说轻了起不到作用,这拉锯里,藏着多少无奈?”
诸葛亮的手札里,提得最多的是“民生”。
有一封给蒋琬的信,说:“南中屯田,不可强逼蛮人,当教其耕作之法,待其自愿。”旁边还画了个简单的农具图样,标注着“此物省力,可推广”。李默发现,这类关乎百姓生计的手札,字迹总是格外工整,连涂改都很少。
可到了晚年,手札里开始出现疲惫。
五丈原病重时,他给杨仪的信里写:“吾死之后,汝等当辅少主,守好疆土,勿轻启战端。北伐之事,量力而行,莫要耗尽国力。”字迹颤抖,墨色不均,像是握着笔都费了极大的力气。
李默把这些手札按时间排序,渐渐看出一条线:诸葛亮的理想始终是“兴复汉室”,可现实却逼着他不断妥协——既要北伐,又要安抚百姓;既要约束后主,又要顾及君臣体面;既要培养接班人,又要担心他们撑不起大局。
这理想与现实的拉锯,耗尽了他的心血。而他最担心的“轻启战端”“耗尽国力”,恰恰成了后来姜维不得不面对的困局。手札里的叮嘱,像一道预言,可惜,没人真正听进去。
二、姜维的战报:忠诚与困境的碰撞
景耀五年的秋,姜维在沓中写下战报。
战报里详细列了魏军的动向:“钟会屯兵长安,约十万众;邓艾驻狄道,有五万骑。臣请调南中霍弋部协防,再增粮三万斛。”末尾,他加了一句:“臣虽年迈,愿以死报国,望陛下信之。”
这份战报的背面,有黄皓的批注:“姜维老迈,恐难胜任,其请粮之事,可缓。”字迹油腻,还沾着点酒渍,与战报上遒劲的字形成刺眼的对比。
李默翻遍了姜维的战报,发现一个规律:早年的战报,多是“大破魏军”“斩获颇丰”;后期的战报,越来越多“粮草不济”“兵源短缺”“恳请支援”。
延熙十九年段谷之败后,姜维的战报里第一次出现了“罪臣”二字:“臣指挥失当,致损兵折将,请陛下降罪。然魏人虽胜,元气亦伤,若能重整旗鼓,仍可再战。”可这份战报,在秘阁的存档里,没有任何批复——显然,它根本没送到后主手里。
更让李默唏嘘的是一份未发出的战报草稿。
上面写着:“臣闻黄皓欲废臣兵权,以其党羽代之。若真如此,蜀危矣!臣愿交出兵权,只求陛下能斥退小人,以安社稷。”墨迹很深,有些字被笔尖划破了纸,想来写的时候,心里有多痛。
可最终,这份草稿被揉成了团,扔在了废纸堆里。姜维还是选择了继续北伐——他知道,交出兵权,蜀汉就真的没救了。
李默对着这些战报,仿佛看到了一个孤独的斗士。姜维的忠诚毋庸置疑,可他的困境,早已注定:朝堂上没有支持他的力量,后方没有充足的粮草,连君主都对他猜忌重重。他的战报,写的是军情,更是一个忠臣在绝境里的呐喊,可惜,这呐喊被权力的尘埃捂住了。
三、刘禅的诏书:从依赖到麻木的蜕变
建兴十四年,刘禅给诸葛亮的诏书,还带着几分少年人的恭敬:“相父在外辛劳,朕虽年幼,知当守好成都,勿使相父分心。国中之事,皆听相父裁决。”字虽稚嫩,却一笔一划,透着认真。
可到了延熙年间,诏书渐渐变了味。
给蒋琬的诏书写:“国事繁杂,有劳公琰(蒋琬字),朕就不多问了。”给费祎的诏书写:“朕近日新得一良马,公可来宫中一观。”字迹潦草,内容空洞,更像是应付差事。
李默特别注意到景耀年间的一份诏书。
那是给南中都督霍弋的,说:“魏兵远来,不足为惧,卿可安心守南中,无需入援。”诏书的墨迹很新,显然是仓促写就,旁边还有黄皓的小字:“陛下已允,可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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