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父亲张英的信，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张廷玉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科举！这两个字，对于苦读十余年的他来说，既是终极目标，也是一座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险峻高山。
整个张家都因此忙碌并充满期待起来。母亲周夫人开始更加细致地打理他的饮食起居，确保他身体康健，精力充沛。兄弟们纷纷送上鼓励，眼神中既有羡慕，也有关切。私塾先生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功夫，针对科举考试的文体、题型，对张廷玉进行最后的强化训练和模拟测试。
大比之年，终于到了。
首先要面对的是童子试，这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是科举的入门考试，考中了才能成为“秀才”。这对于早已饱读诗书的张廷玉来说，并非难事。他沉着应考，文章做得花团锦簇，策论写得条理清晰，一路过关斩将，轻松取得了秀才功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迈入了士大夫阶层的门槛，可以见官不跪，享受一定的赋税优待了。
但秀才，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乡试，才是真正的考验。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考中了便是“举人”。举人功名，含金量极高，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虽然多半是州县佐贰之类的低级官职），更是通往更高殿堂——京城会试的敲门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秋高气爽的时节，张廷玉辞别母亲和家人，带着书童，踏上了前往省城安庆参加乡试的路程。这是他第一次为了自己的前程，独自远行。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里，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故乡景物，他的心中既有对未知考场的些许忐忑，更多的却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和志在必得的豪情。
到了安庆，贡院之外，人山人海。来自全省各州各府的学子们汇聚于此，有白发苍苍仍不死心的老童生，也有像张廷玉一样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期待和各种复杂的气味。
考试过程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考生们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防止夹带。然后每人被分到一间仅能容身、被称为“号舍”的小小隔间里。在这间鸽子笼般的号舍里，他们要度过连续三场、每场三天的考试。期间饮食起居都在其中，条件极其艰苦。夜晚，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相伴；白天，要忍受秋日依然炽热的“秋老虎”。
张廷玉被分到的号舍，位置不算好，靠近厕所，异味不时飘来。但他很快定下心神，将外界干扰摒除脑后。他想起父亲的教诲：“每临大事有静气。” 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这“静气”二字。
考题发下来了。经义、策论、诗赋，一道道都需要调动毕生所学。张廷玉不慌不忙，先仔细审题，在心中打好腹稿，然后才研墨铺纸，沉着下笔。他的文章，秉承桐城文派的雅洁文风，言之有物，逻辑严谨，引经据典恰到好处，字里行间透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和老练。
尤其是那道策问题，关乎吏治民生。张廷玉结合自己平时观察农事、体恤民情的体会，以及从父亲家书中了解到的朝政大局，提出了几条切中时弊、务实可行的建议。他写得很投入，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也忘记了号舍的狭窄和不适。当他落下最后一笔，看着纸上工整清秀、力透纸背的小楷时，心中充满了一种尽己所能后的坦然。
三场考毕，走出贡院大门时，张廷玉虽然面色疲惫，但眼神清亮。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完成了一场重要的成人礼。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放榜之日，贡院外墙前人潮涌动。张廷玉没有挤到最前面，只是站在稍远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当他在那张巨大的黄榜上，清晰地看到“张廷玉”三个字时，周围所有的喧嚣仿佛瞬间静止了。他中了！而且是名列前茅！
一股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涌上心头，但他强行克制住了，只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默默地退出人群，回到住处，首先给远在京城的父亲和桐城的母亲各写了一封报喜的家书，言辞谦逊，只说是“侥幸中式”，感谢父母养育教诲之恩。
中了举人，在地方上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了。地方官会设宴款待，称为“鹿鸣宴”，以示祝贺和拉拢。张家的门槛也几乎被前来道贺的亲友乡邻踏破。但张廷玉并没有被眼前的荣耀冲昏头脑。他知道，这只是一个中转站，他的目标在京城，在那座象征着读书人最高荣耀的宫殿——紫禁城之畔的皇城。
第二年，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天。张廷玉收拾行装，再次出发。这一次，目的地是帝国的首都，北京。他将要和全国各地的精英举子们一起，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和殿试。
京城的气象，远非安庆可比。高大的城墙，熙攘的人群，恢宏的宫殿，无不彰显着天朝上国的气度。张廷玉无暇过多游览，他住进安徽会馆，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考前准备中。在这里，他还能时常见到父亲张英。父子二人，一个已是朝廷重臣，一个则是赶考举子，见面除了亲情慰藉，更多的则是学问上的探讨和考试策略的叮嘱。张英没有给儿子施加压力，只是提醒他保持平常心，发挥出正常水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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