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熊希龄和他的“名流内阁”。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可谓“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
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
于是，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
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出二百余件，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
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盗宝案”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
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京城内外顿时轰动。
“盗宝案”究竟如何？袁世凯比谁都清楚。
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只好自认倒霉。
“盗宝案”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以保全人格。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但确实曾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人。
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不是事实，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谁会相信呢？再说了，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拿一件也是拿了，人家就没冤枉他。人若是想堂堂正正做人，就什么坏事都别干，这时候的熊希龄，处境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熊希龄本是读书人，既不齿于辨驳，又生性淡泊，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
果然，熊希龄辞职后，热闹一时的“盗宝案”很快收场，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
熊希龄辞职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相继辞职，成立才半年的“名流内阁”轰然倒台。
《中华民国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院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
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
张其锽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闿私交甚笃。
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
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
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
袁世凯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
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世凯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常出自皇帝口中，袁世凯对这个“卿”有特殊的情结。
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
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世昌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又设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人员。
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和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动下来，把原来相对独立的内阁等，统统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手握全国税务大权，还是一个有实力、有实权之人。
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而成立了约法会，他当议长的政.治.会.议就寿终正寝了。
另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系中的必最受重用的新人物，不料袁世凯却选了旧古董，把徐世昌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只是做了一场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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