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六月初，北方大地。
节气已近芒种，本该是雨水丰沛、万物疯长的时节，然而举目四望，天地间却依旧是一片令人心悸的枯黄。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不知疲倦的火炉，持续不断地倾泻着毒辣的光与热。土地干裂的口子深可见底，如同老人脸上绝望的皱纹。去年秋日那场异常的连绵阴雨，仿佛耗尽了天地间所有的水汽，换来的是这旷日持久、变本加厉的酷旱。偶尔刮过的风，也是燥热的，卷起地上的浮土，打在脸上生疼，更添几分焦灼。
朝廷的赈灾款项，在无数道催促和争吵的奏疏之后，终于如同挤牙膏般，部分拨付到了受灾最重的各路。然而，这点钱粮对于席卷数路、波及数百万生灵的巨大灾荒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更令人绝望的是，夏粮减产已成定局，近乎绝收。 田野里，稀稀拉拉的麦秆焦黄低垂，穗子干瘪，收获的期望早已化为泡影。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迫投向了渺茫的秋种。但秋种需要种子，需要雨水，需要时间，而眼下，除了龟裂的土地和空瘪的肚皮，似乎什么也没有。一种无声的恐慌，在幸存者中间蔓延：即便熬过了这个夏天，秋天和冬天，又该如何度过？
大名府，这座北宋的北京，如今已成为北方流民最大的聚集地。
尽管之前有秦王暗中推动的海外招工、以工代赈以及四海粮号平抑粮价等一系列举措，暂时缓解了最尖锐的生存危机，避免了大规模饿殍遍野的惨剧，但深层次的社会创伤，却刚刚开始显现。
城外的流民数量确实有所减少，一部分青壮随着招工的船队南下海外，一部分则在相州、磁州等地找到了临时活计。然而，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或是那些彻底破产、一无所有的赤贫之家。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园，甚至失去了健康的体魄，唯一的依靠，就是官府那每日两顿稀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粥汤。他们像一群被连根拔起的浮萍，聚集在城墙脚下，眼神空洞，对未来没有任何指望。
更令人忧心的是土地兼并的暗潮。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那些家底殷实的地主、豪强，甚至一些趁机渔利的官吏，利用流民急于换钱活命的心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兼并破产农民的土地田契。一纸薄薄的契约，往往只用几斗霉米、几贯铜钱就能换来，而这背后，是一个个家族世代耕种、视为命根子的田产被轻易剥夺。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知府衙门内，陈忠和凭窗而立，望着窗外依旧熙攘但死气沉沉的街市，眉头紧锁。
他在大名府已滞留月余，亲历了粮价风波从爆发到平息的整个过程。虽然凭借父亲暗中布局和四海商行的力量，勉强打赢了那场粮食战争，暂时稳住了大局，但他深知，这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平抑粮价，救得了一时之急，却救不了这些流民彻底破产的命运。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就像无根的浮木，随时可能被下一个浪头打翻。
“必须给他们找到一条长久的活路……” 陈忠和喃喃自语。海外招工虽好，但容量有限，且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或适合远渡重洋。剩下的这些人，该如何安置？难道就让他们永远依附在城墙脚下，靠施舍度日，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他转身走到书案前，铺开信纸，开始给父亲写信。除了汇报大名府的现状，他重点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和请求：“……粮价虽暂平，然流民失地者众，已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单凭施粥与临时工役，难解根本。儿恳请父亲，可否通过漕帮及海外商号渠道，设法在流求、广南东路等地，购置或开辟新的田庄、工坊，有计划地迁移部分流民前往安置，授田以耕，授技以工，使其能自食其力，重获新生？如此，既可缓解北地压力，亦可充实边疆，或为一劳永逸之策……”
写罢，他密封好信函，命人以最快速度送出。他知道，这个想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需要庞大的资金、周密的组织和强有力的地方配合，但这是他能想到的，为数不多的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向之一。
然而，就在陈忠和为大名府的流民寻找长远出路时，远在帝国东北角的辽东，局势正在加速恶化。
坐镇沈阳的沈括，这位以博学实干着称的官员，此刻正面临着他仕途中最严峻的考验。辽东的旱情同样惨烈，而这里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局势，远比关内复杂和危险。
四海商行在辽东的布局相对薄弱，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几个大的城镇和贸易点。面对全境性的灾荒，沈括能调动的商业资源有限，平抑粮价的效果远不如大名府。虽然他也竭力开设粥厂，动用府库存粮赈济，但面对汹涌的饥民和暗中推波助澜的势力，仍是力不从心。
更致命的是，以完颜部残余势力为首的某些女真部落首领，正在利用这场天灾，大肆活动。他们一边捂紧自己的粮仓，囤积居奇，制造恐慌；一边四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将灾荒的根源归咎于“汉官无能”、“朝廷不仁”，煽动女真部落民对汉人官府和移民的仇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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