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奏疏
臣谢渊、王直等谨稽首顿首，昧死上言于陛下：
臣等荷陛下隆恩，忝居高位，日夕思所以报陛下、安社稷，今观天时人事，皆有更元之兆，故不揣冒昧，谨具疏以闻，伏乞陛下圣鉴。
伏惟陛下龙兴于南宫困厄之际，以仁心回天命，以大勇复大统，握乾符而御八荒，廓清奸佞而光宅天下。自天德元年初践宝祚以来，陛下未尝一日稍逸：鸡鸣而起，审阅奏章至夜半；日昃不食，与群臣议新政至黄昏。其励精图治之诚，上达于天，下感于民。
内治之效，昭然可见：整饬吏治，则罢黜贪墨知府七人、县丞十有五员，擢用廉吏如苏州知府周敦、济南知府张恪者二十余员，府县衙署积弊渐除；蠲免赋税，则诏免嘉靖以来各省逋赋三百万两，又减江南漕粮十之二三，民力稍纾；兴修教化，则令府学增置“农桑课”“律法课”，岁选生员百人赴州县教民耕作、明法，民间争向学之风日盛。
外安之绩，亦足称道：绥靖边疆，则遣都督同知岳谦督建宣府、大同边墙三百里，设烽燧五十座，补戍卒两万，漠北俺答部不敢近塞；开埠通商，则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定“抽分”之制（凡番货入港，抽税十之一），岁入关税五十万两，较前翻倍，番商载珍货至者，络绎不绝。
三载之间，北境无烽烟之警，江南无饥馑之虞，市舶司帆樯林立，流民归耕者逾百二十万户。此非独陛下神武天纵，实乃圣德感天、仁政惠民之效，天下苍生，莫不称颂。
臣等尝稽《春秋》之旨，考历代之制：“王者受命于天，必改正朔、易服色、定年号，所以别新旧、明正统也。”昔陛下初登大宝，以“德佑”纪元，其志在怀仁德以庇苍生，兴复社稷以承先祖，此心昭昭，天下共见。然彼时陛下年方弱冠，血气方刚，虽有济世安民之宏愿，而于治道尚欠从容——昔年急推“均田”之令，未及筹设义仓备荒，致陕西、山西流民暂增；骤革“军户”之制，未及安抚旧军，致蓟州卫卒偶有哗变。此非陛下之过，乃年少操切之失也。
及蒙尘南宫七载，陛下屏去纷华，日以经史自娱。臣谢渊尝因探视之便，见陛下案头《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皆有批注，其于“唐太宗纳谏”条下书：“治民如治玉，需缓而精，不可求快而失质”；于“汉文帝轻徭薄赋”条下批：“仁政不在多言，在实减民负”。其困厄之中思治国之道，于典籍之间求安民之术，始悟“德”之要旨，非虚文仁义，而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佑”之根本，不在祷祀祈福，而在顺民所望、解民之忧。此七年之悟，实为陛下治国理念之升华，亦为今日更元之根基也。
今陛下复位以来，以“务实惠民”为纲，所行新政，皆切中时弊：
天德元年秋，陛下遣臣谢渊与户部侍郎陈忠遍历十三布政使司，察流民疾苦，遂颁《均田新令》：凡无主荒田，每丁授田三十亩，配耕牛者免次年徭役，又设“流民安抚司”于州县，专司授田、贷种之事。至年末，流民归耕者达百二十万户，陕西、山西荒田垦熟者逾三百万亩，次年夏麦收成，较往年增三成。
天德二年春，陛下念北疆军卫久疏整顿，命臣谢渊兼领兵部事，与岳谦整饬边军：汰老弱士卒三万，补精壮两万，赐边军冬衣五万套、火器千余件；又遣使至漠北，与俺答部定“互市之约”，以茶、布易马、羊，设互市于张家口、大同。是年冬，俺答遣使献马千匹、驼百头，上表称“愿为大吴藩属，永不犯边”，北境烽烟，自此永息。
天德三年夏，江南久雨，运河淤塞，苏松嘉湖诸府涝灾频发。陛下急命工部尚书张毅调匠人千五百名、役夫三万，疏浚淤塞河段二百余里，筑减水坝十座、排水渠五十条；又令户部拨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免江南受灾州县次年赋税。至秋，江南水患尽平，稻麦两熟，苏松一带秋粮亩产增二石，漕粮岁增百万石，户部奏报“国库储粮，足支五年”。
凡此种种，皆陛下深思熟虑、徐徐图治之功，与昔日“德佑”之政，判若云泥。天下百姓，莫不感戴陛下之德，谓“复见永熙盛世之象”。
臣等仰观乾象，见钦天监所奏：去年冬至日，五星连珠于东方，此“圣王出世，天下太平”之兆也；今年春正月，景星见于东南，光芒丈余，此“仁德布于四海，天心向附”之征也。昔周武王伐纣，有“白鱼入舟”之瑞；汉高祖兴汉，有“五星聚奎”之象，今陛下既有此天瑞，实乃天命攸归之明证。
臣等俯察舆情，见京师内外，民心欢悦：崇文门内，商贾悬“天子万年”之灯笼，市肆昼夜不息；城郊田间，农夫插秧时歌“天德新政，岁稔年丰”，老幼相携，争观新政告示；甚至远在云南、贵州之土司，亦遣使入贡，献象牙、翡翠，上表称“愿遵天德年号，永为藩臣”。此非官吏所迫，乃民心自发也——陛下之德，已洽于四海，陛下之威，已播于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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