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法删除了魏党增设的“腹诽罪”“不敬罪”等苛酷条文，增加了“贪腐罪”“诬告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贪腐白银五十两以上者，革职抄家；贪腐百万两以上者，凌迟处死；诬告他人者，反坐其罪。杨璞阁老将新律法条文逐条注解，便于官员执行与百姓理解。有个地方县令贪腐白银六十两，被百姓举报后，按新律法革职查办，杨启阁老派御史监督执行，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确保律法的执行，萧桓加强了御史台的权力，允许杨启阁老所辖御史“风闻奏事”，即便是皇亲国戚，只要触犯律法，也可弹劾。有个亲王的家奴仗势欺人，打死了一名平民，御史弹劾后，萧桓令杨璞阁老主持审理，最终下令将那名家奴处死，亲王也被罚俸一年。此事传开后，再也无人敢仗势欺人，律法的威严得以树立。
萧桓还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立“鸣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可直接击鼓申诉，地方官员必须在三日内受理，若有拖延、推诿者，严惩不贷。有个寡妇被恶霸霸占了田地，击鼓申诉后，县令当即立案调查，将恶霸绳之以法，还给了寡妇公道。寡妇带着孩子，跪在县衙前哭道：“如今的朝廷，真的为百姓做主啊！”
新《大吴律》颁布后，萧桓命杨璞阁老带人将律法条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各州、县的衙署外，供百姓阅读。他还派杨启阁老的御史下乡宣讲律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条文，让百姓知法、守法、用法。律法的普及，让大吴的社会秩序愈发安定，犯罪率大幅下降，许多地方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
大吴国力渐强，周边诸国纷纷派使者来朝。高丽使者带来了珍贵的人参、绸缎，请求与大吴通商；吐蕃赞普送来佛像、马匹，希望与大吴联姻，巩固两国关系。萧桓在太和殿接见各国使者，对他们说：“大吴素来主张友好相处，若诸国以礼相待，朕必以礼还之；若有人敢挑衅大吴威严，朕也绝不姑息。”
针对鞑靼的朝贡请求，萧桓与群臣商议后，决定恢复与鞑靼的互市。互市场所设在西北的边境城镇，由大吴与鞑靼共同管理，双方商人可在此交易粮食、布匹、茶叶、马匹等商品。互市开放的第一天，边境城镇热闹非凡，大吴的商人带来了丝绸、茶叶，鞑靼的商人带来了战马、皮毛，交易十分火爆。
倭寇曾多次骚扰大吴的东南沿海，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萧桓命沿海各省加强海防，修建战船，训练水师，同时派使者前往日本，要求日本幕府约束倭寇。日本幕府见大吴水师强大，不敢得罪，当即表示会严惩倭寇，并派使者来大吴道歉，赔偿了损失。
有一次，倭寇的一支船队再次骚扰东南沿海，被大吴水师击退，俘虏了五十余名倭寇。萧桓下令将为首的倭寇头目处死，其余倭寇押赴沿海各州示众后，遣返回日本，让日本幕府自行处置。日本幕府收到倭寇后，不仅处死了他们，还送来大量的财物，再次表示歉意。从此，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基本平息。
通过友好邦交与武力威慑，大吴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周边诸国纷纷与大吴建立友好关系，互通有无，大吴的丝绸、茶叶、瓷器远销海外，海外的香料、珠宝、药材也传入大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萧桓站在太和殿的高台上，望着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心中感慨：“唯有国家强大，才能赢得尊重。”
天德六年秋，大吴迎来了肃奸后的第一个丰收季。江南的水稻亩产比去年增加了三成，西北的新麦种也获得了大丰收，百姓们将收获的粮食晒干、入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西市的商铺里，商品琳琅满目，来往的商旅络绎不绝，杂货铺老板王二喜算了算账本，利润比去年翻了两倍，他笑着对伙计说：“这都是托陛下的福啊！”
百官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早朝时，奏报的不再是阿谀奉承的空话，而是关乎民生、军务、政务的实事；朝堂上的争论，也不再是党同伐异，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各抒己见。有一次，徐英与张伏阁老因军饷与赈灾款的分配顺序发生争执，两人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最终在阁老与杨启阁老的调解下达成共识，萧桓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们：“为官者，就该有这样的担当。”
萧桓的勤政也感染了百官。他每日卯时起床，批阅奏折到深夜，常常只睡三四个时辰。有一次，他因过度劳累，在御案前晕了过去，百官得知后，纷纷上书请他保重龙体。萧桓醒来后，看到满朝的奏折，感动地说：“有你们这样的臣子，大吴何愁不兴？”他只休息了半日，便又投入到工作中。
百姓们为了感谢萧桓，自发在京城的正阳门外立了一块“惠民碑”，碑上刻着“亲贤远佞，国泰民安”八个大字。萧桓得知后，命人将石碑迁到皇宫的御花园外，对阁老、徐英等五臣说：“这八个字，不是对朕的赞誉，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鞭策。”他还下旨，将百姓送来的感谢信、万民伞等物品，全部收藏在崇文馆，作为对后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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