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部以为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哪知半个多月后，一封来自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挂号信寄到了镇江市民政局，信封上写着局长收。 民政局长公务繁忙，一般的信件都由工作人员处理，可这封信来头太大，工作人员不便也不敢拆，遂送到了局长的案头。局长拆阅一看，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一边摇头一边让通讯员把宗教科科长唤来。
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大得和尚在民政局碰壁后，竟然剑走偏锋，往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写了一封信，称自己是在印度做的和尚，师父已经圆寂，其后云游天下，这才来到中国江南，觉得镇江这座城市不错，就在慈云寺挂单。抗战胜利后，庙里的僧人大半返乡，寺院里僧人减少， 无法正常维持，就动员他留下来。现在，他不想出家了，想还俗过“在家人”的生活，可是， 市民政局说他们管不到这件事。而他还俗愿望强烈，决心要与佛祖“拜拜”。最初他是在印度出家的，既然中国这边不能还俗，他就想去印度当初他出家的地方跟佛祖来个道别仪式，故奉函总领馆希望给予协助，云云。
估计印度驻沪总领馆的经办人看到大得和尚这封信时的表情跟镇江这边的民政局长差不多， 也就不向上司请示了，直接转镇江市民政局处置吧。那么，镇江这边该怎么处理呢？他们的反应倒是不慢，当即派员前往慈云寺找大得和尚面谈。派去的这位干部，就是此刻接待裴云飞等上海侦查员的宋副科长。宋副科长告诉侦查员，大得和尚说他不想麻烦政府，准备自谋职业开一家饮食小馆，他自己有一点儿积蓄，也不需要公家提供资金，只要借给他一个临街门面，再发一份工商执照即可。
这虽然不合规定--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情况特殊，民政局也只好答应下来。于是，给市政府打报告，又给工商局、房管局分别打了电话，一月之后，位于新西门的“大得咖喱馆”开张了，店堂墙上挂着的工商执照上写的是大得和尚出家前的名字--韦思逊。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韦思逊还真不是凡品， 他似乎天生就有经商头脑，光是“大得咖喱馆”这个字号，就起得独出心裁。如果说“大得”还算平常，“咖喱馆”就引起外界的好奇了，这个“印度和尚”开店卖的是啥玩意儿？ 莫非卖的就是发源于印度的那种烹饪调料？那也太平常了，哪个城市没有卖咖喱的，用得着专门开一家店铺出售？好奇心驱使下，自是要去看个究竟。
“大得咖喱馆”的确出售咖喱，但这只是其经营产品的一个内容。即便如此，“大得咖喱馆”出售的咖喱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是他的印度师父秘传给他的配方，那种香味，别说寻常食客了，就是镇江城里着名的“中西八大馆子” 的头牌掌勺，也叹为观止。韦思逊还把咖喱粉末制成咖喱酱、咖喱膏、咖喱酱油、甜咖喱、酸咖喱，此外还出售荤素卤菜、中西点心，都是以咖喱为调料，堂食外卖均可。这么多品种，可以想见其对顾客的吸引力。
“大得咖喱馆”只有一个半门面，韦思逊是老板，雇了两个店员，开出的薪水比寻常商铺馆子的资深员工还高，干的活儿却并不更多更重， 因为这个在做生意方面属于无师自通的老板采取的是“饥饿销售法”，所有商品都是“限量版”， 每天就做这么多。有人问韦老板为何不多做一些？回答是“有饭大家吃”。听者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是僧人打机锋的风格。如果大量生产，那一段时间下来，只怕其他同行就只好关门打烊了，保不齐就会有人上门找麻烦或暗地里下黑手。
不过，树大招风，麻烦还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宋副科长所说的“又有人来找‘印度和尚’ 了”的出处
咖喱这种调味料发源于印度。印度人对咖啊的研究非常投人，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品种， 制作方法各异。早年间有印度人来到中国江南先在上海落脚，本钱不够，凑合着在街头摆个小摊，出售以咖喱作为调料烹饪的面条、馄饨、鲜汤之类的小吃。这种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口味一下子受到了人们的注目，江南另一大城市南京的同行也跟着尝试，迅速接受。就这样，由咖喱作为调料的小吃得以跻身江南小吃行列。在上海、南京甚至成立了经营咖喱食品的同业公会，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表面上，这个同业公会的成员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但在背后操控的，却是一伙印度商人。 这些商人控制着货源，因而垄断了中国的咖喱市场，中国商人想要经营咖喱生意，只能靠他们供货。这些印度人聚居于沪上租界，以家庭作坊为单位，依靠祖传配方和工艺制作咖喱产品，绝不允许华人参与生产环节。由此形成团伙，制定严格的规矩，如果有人敢于抛开“组织”玩“自由主义”，团伙有严酷的制裁手段。旧时《申报》、《中央日报》、英文版《字林西报》上，有段时间经常刊出沪上发生暗杀抛尸案件的新闻， 死者都是印度侨民，这就是“咖喱团伙”在“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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