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掀起的抵制浪潮，虽被林弈以务实手段层层化解，但那弥漫在士林与朝堂间的轻蔑与质疑，如同附骨之疽，并未真正消散。“实学乃匠作小技”、“官学败坏学风”的论调，依旧在某些圈子里颇有市场。林弈深知，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舆论，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教育改革终将举步维艰，甚至可能因“名不正而言不顺”在未来的某刻功亏一篑。
是时候，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了——一个属于笔墨与思想的战场。
数月前，在林弈的授意与暗中支持下，一份名为《大炎日报》的刊物，已在京城悄然创刊。它不同于只抄录谕旨、奏章的宫门抄，也不同于只在士大夫小圈子流传的诗文集，它采用活字印刷，每日出版，内容涵盖朝廷政令解读、各地要闻、乃至一些经过筛选的市井轶事和商业信息。起初，它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甚至被一些清流士人讥讽为“不伦不类”、“有辱斯文”。
然而，随着教育改革争论的白热化，《大炎日报》突然展现出了惊人的锋芒。
这一日，日报头版赫然刊出一篇署名“格物生”的长文——《问天下英才，何谓根本？》。文章开篇并未直接抨击世家，而是从《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谈起，追古溯今，论述“物格而后知至”乃圣贤求学之正道，若只知空谈义理，不察万物运行之法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中列举大量史实，从大禹治水需明地理、晓水利，到诸葛亮造木牛流马需通机巧，再到前朝能臣治理漕运、修订历法无不倚重算学格物，雄辩地证明“实学”非但不是奇技淫巧，反而是经世济民、践行圣道的必由之路。
文章笔锋犀利，逻辑严密，引经据典却又深入浅出，读来令人信服。更妙的是，它巧妙地将“实学”与圣贤之道绑定，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让那些攻击“实学”为“歪门邪道”的言论，反倒显得狭隘和背离经典。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迅速在京城读书人中流传开来，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许多苦于科举无门、或对空疏学风早已不满的中下层读书人，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紧接着，《大炎日报》连续数日，刊发系列文章。
《析“寒门难出贵子”之根源》，以详实的数据和案例，揭露世家大族如何通过垄断藏书、控制知名书院、把持科举入仕渠道，将知识变为维系其特权的工具，将无数寒门才俊排斥在晋升阶梯之外。
《论官学之利，在于广开才路》，则描绘了一幅官学普及后，无论贫富，凡有向学之心者皆可入学，国家可广纳天下英才的美好图景，并详细阐述了官学如何通过规范教学、引入实学，培养出真正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
这些文章，不再局限于学理之争，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世家大族垄断知识的本质，字字句句，如同匕首投枪，撕开了那层温文尔雅的遮羞布，将教育不公的血淋淋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说得太好了！我家贫，无力延请名师，只能借书抄读，若早有官学，何至于此！”一个在书铺外蹭读日报的年轻书生激动地对同伴说道。
“原来如此！怪不得那些世家子弟总能高中，原来我们寒门学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另一人愤然道。
“格物致知，本就是圣人之教！他们凭什么说实学是歪道？不过是怕我们学了真本事，威胁到他们的地位罢了！”
民怨，尤其是中下层读书人长期被压抑的不满，被这些文章彻底点燃了。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大炎日报》的销量猛增，其观点迅速从京城向周边州县扩散。
世家阵营顿时阵脚大乱。
“狂妄！无耻！竟敢在报纸上公然污蔑我等！”崔文博气得将一份《大炎日报》撕得粉碎，“这‘格物生’是谁？定是林弈那小儿圈养的无行文人！”
“父亲，如今市井间议论纷纷，许多寒门士子对我们颇有微词，这……这可如何是好？”崔明远忧心忡忡。
他们试图组织人手，在其他的诗文集中发文反驳，但那些刊物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远不及每日出版、内容通俗、价格低廉的《大炎日报》。他们也尝试向皇帝施压，称《大炎日报》“煽动民意，挑拨士绅，居心叵测”，要求予以取缔。
然而，皇帝只是淡淡地回应：“朕观《日报》所言，多是为国育才之论，虽有激切处，然拳拳之心可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若尔等觉得其言有失，大可撰文登报辩驳嘛。”
一句“撰文登报辩驳”，堵得世家官员哑口无言。他们习惯了在朝堂和私人圈子里掌控话语权，何曾经历过这种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开论战？他们的文章骈四俪六，引经据典，普通读书人根本看不懂，而《大炎日报》的文章却通俗有力，直指人心。
更让他们恐慌的是，《大炎日报》开始陆续刊登一些来自各地支持官学、支持改革的读书人的来信，甚至是一些小地主、商人捐资助学的善举报道，营造出一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强烈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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