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六年的漳州，盛夏的暴雨连下了三日。龙溪县衙的后堂里，主簿李元礼正对着案上的卷宗发呆，窗外的雨珠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像无数个细碎的叹号，搅得他心烦意乱。
“大人，那六个强盗的供词都录好了，赃物也清点完毕，按律当斩。”捕头周虎捧着一叠文书进来，雨水打湿了他的衣袍，脸上却带着几分邀功的急切，“只是……按朝廷律法，擒获七名以上强盗，主官可升京秩。咱们眼下只差一个，实在可惜。”
李元礼的手指在卷宗上轻轻敲击，目光闪烁。他今年三十五岁，从福清老家出来做官已有十年，却始终在地方上打转，连个正九品的实职都没捞着。京秩，那是多少地方官挤破头都想得到的机会——一旦改任京官，不仅俸禄翻倍，将来的升迁之路也会顺畅许多。
“只差一个……”李元礼低声重复着，心里像有只猫在抓挠。他抬头看向周虎，声音压得极低，“若……若能再找一个‘强盗’凑数，你有办法吗？”
周虎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李元礼的意思，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大人，这恐怕不妥吧？那可是要判死罪的，万一被查出来……”
“查什么？”李元礼打断他，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切，“那六个强盗本就作恶多端，赃物累累，再多一个‘同伙’，也不算冤枉。只要做得干净，谁会追究？等我升了京秩，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
周虎沉默了。他跟着李元礼做事多年，也盼着能跟着沾光。犹豫片刻，他咬了咬牙：“大人放心，我这就去办。城外有个叫陈阿福的樵夫，无儿无女，平日里独来独往，把他抓来，随便安个‘分赃’的罪名，没人会替他说话。”
李元礼的心猛地一跳，随即又沉了下去——他知道陈阿福，是个老实人，每天上山砍柴，换些米粮度日，从未与人结怨。可京秩的诱惑像一团烈火，烧得他失去了理智。他闭了闭眼，挥了挥手：“去吧，做得隐秘些。”
当天傍晚，周虎就带着几个弓手，把正在砍柴的陈阿福抓了回来。大堂上，陈阿福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喊冤：“大人，我没做过强盗！我冤枉啊！”
李元礼坐在堂上，看着陈阿福满是血污的脸，心里闪过一丝愧疚，可很快就被京秩的渴望压了下去。他拍了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大胆陈阿福，同伙都已招供，你还敢狡辩？来人，把赃物给他看！”
所谓的“赃物”，不过是周虎从陈阿福家里搜来的半袋米，被硬说成是“分赃所得”。陈阿福看着那袋米，气得浑身发抖，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这是被人陷害了。
三日后，判文下来了：七名“强盗”均以“赃满”论死，押赴刑场斩首。行刑那天，陈阿福站在最边上，他没有骂，也没有哭，只是死死地盯着监斩台上的李元礼，眼神里的绝望和怨恨，像一把冰冷的刀，刺得李元礼不敢直视。
行刑结束后，李元礼拿着朝廷的嘉奖令，如愿得到了承务郎的官阶，改任京官的文书也很快批了下来，调往临安任职。他本该高兴，可不知为何，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夜里常常梦见陈阿福，梦见他浑身是血地站在自己面前，一言不发。
离京赴任前，李元礼在漳州城里的客栈住了一晚，同屋的是个叫王稚川的文人，也是要去临安。夜里，王稚川见李元礼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时不时叹气，便忍不住问他：“兄台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李元礼犹豫了很久，终究还是没忍住，把自己为了升京秩，诬陷陈阿福的事说了出来。“我现在每天都睡不好，总觉得陈阿福在跟着我，”他揉了揉眉心，声音里满是疲惫，“我是不是做错了？”
王稚川听完，脸色沉了下来：“兄台，为官者当以民为本，岂能为了一己之私，草菅人命？陈阿福本是无辜百姓，却因你一句话丢了性命，他的冤魂不散，也是情理之中。”
李元礼被说得面红耳赤，心里的愧疚更甚。他猛地坐起来，咬了咬牙：“我这就上书朝廷，辞去京官之职，去泉州同安任职，离漳州远些，或许能安心些。”
第二天一早，李元礼便改了调令，放弃了临安的京官职位，转而前往泉州同安县任主簿。他收拾好行李，雇了一辆马车，匆匆离开漳州城，仿佛多待一刻，就会被陈阿福的冤魂追上。
马车驶出漳州城，沿着官道往泉州方向走。李元礼坐在车里，撩开车帘，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却始终不安。他总觉得，车后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回头去看，却什么都没有，只有扬起的尘土。
“大人，前面就是龙山驿了，天快黑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一晚吧。”车夫勒住缰绳，指着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客栈。
李元礼点了点头，他也觉得累了，想早点歇息。客栈不大，只有五间客房，李元礼选了靠里的一间，付了房钱，便让店小二送些热水和饭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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