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十的平凉城，被一场没头没尾的寒雪裹得严严实实。风裹着雪粒子，像无数把小刀子，刮在人脸上生疼。城外的官道上，几具逃难人的尸体歪歪扭扭地躺在雪地里，冻得硬邦邦的，早已没了气息。野狗和野狼循着味儿来，在雪地里扒拉着，发出呜呜的低吼，啃噬声在空旷的荒野里格外刺耳，却没人敢出来管——自从陈珪璋倒台，孙蔚如接管平凉城，巡逻队只盯着“可疑分子”，哪会管这些饿死冻死的流民。
城门楼上，陕军士兵裹着厚棉服，缩着脖子来回踱步。他们手里的枪托上积了层薄雪，眼神却像鹰隼似的，盯着进出城门的人。进城的人大多面黄肌瘦，背着空荡荡的行囊，脸上满是绝望；出城的人更少，大多是提着空米袋，想去城外乡下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点能吃的草根树皮。
刘平贵裹紧了身上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棉袄，怀里揣着几匹老布——那是他以前做布庄生意时剩下的，料子不算好，却是家里仅有的能换东西的物件了。他要去城南找老朋友张老师，张老师以前在学堂教书，家底比寻常人家厚实些，说不定能换点粮食回来。
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十三岁的儿子刘勇斌，原本是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这几天饿得只剩一把骨头，脸颊凹陷下去，眼睛却显得格外大，没了半点少年人的活力。昨天晚上，李玲玲把最后一点玉米面熬成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一家四口分着喝了，刘勇斌喝完还舔了舔碗底，小声问：“娘，明天还能喝糊糊吗？”李玲玲当时就红了眼，别过脸没敢回答。
刘平贵的脚步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街上冷冷清清的，以前陈珪璋在的时候，就算是寒冬腊月，街上也有卖包子、热汤面的摊子，吆喝声此起彼伏。可现在，店铺大多关着门，偶尔有几家开着的，也是粮店——准确说，是虎彪家的粮店。
一想到虎彪，刘平贵就忍不住皱紧了眉头。虎彪以前是平凉城里的地头蛇，靠着敲诈勒索过日子，陈珪璋在的时候，还能压着他几分。可陈珪璋一倒，虎彪就像找到了靠山，昨天他还亲眼看见，虎彪带着儿子虎广志，坐着马车去了城主府，马车上装着整整两箱金条，还有十车粮食，那阵仗，比过年还热闹。
后来他才从邻居嘴里听说，虎彪是去给孙蔚如“进贡”的。孙蔚如见了金条和粮食，笑得眼睛都眯了，当场拍板，让虎彪父子垄断平凉城的粮食生意。这几天，虎彪家的粮店就开始疯狂涨价，以前一斗米能换半匹布，现在三匹布都换不来一斗米，还是掺了沙子的糙米。
刘平贵叹了口气，加快了脚步。张老师住在城南的胡同里，以前两家走得近，张老师还教过刘沐暖识字。他想着，凭着往日的情分，张老师总能匀给他点粮食，哪怕是几升小米也好。
到了张老师家门口，刘平贵抬手敲了敲门，“张兄，在家吗？我是平贵啊。”
门里静悄悄的，没有回应。
刘平贵又敲了敲，声音提高了些：“张兄？你在吗？”
还是没人应。雪越下越大，落在房檐上，簌簌地往下掉。刘平贵心里有点发慌，张老师平时就算不在家，也会跟邻居打声招呼，不会这么悄无声息的。他绕到窗户后面，用手擦了擦窗户上的冰花，往里一看，顿时吓得腿都软了。
屋里，张老师坐在椅子上，头耷拉着，眼睛紧闭着，脸色蜡黄得像纸一样。他身上只穿了件薄棉袄，双手放在膝盖上，早已没了动静。桌子上放着一个空碗，碗里还沾着点黑糊糊的东西，不知道是啥。
刘平贵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在雪地里。他知道，张老师这是饿死了，看那模样，恐怕已经死了好几天了。以前张老师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可也不至于缺粮，怎么会……他突然想起，昨天路过虎彪家的粮店时，看见张老师在门口徘徊，想进去买粮，却被伙计推搡着骂了出来，说他“没钱还敢来买粮，滚远点”。
原来，张老师是被活活饿死的。
刘平贵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他站在雪地里，看着张老师家的窗户，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这世道，怎么就这么难啊？好好的人，说饿死就饿死了，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不敢再多看，踉踉跄跄地往家走。雪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很快就积了一层，可他却感觉不到冷，心里只有一片冰凉。
回到家，刘平贵推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李玲玲正坐在炕边，给刘勇斌揉着肚子——刘勇斌饿得肚子疼，蜷缩在炕上，小声哼哼着。刘沐暖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书，却看不进去，眼神直直地盯着窗外的雪。
曾天明也在。他是昨天从兰州回来的，和刘沐暖一起在兰州的学堂求学。兰州那边的情况也不好，孙蔚如的人到处抓壮丁，学堂停了课，他们没办法，只能回平凉。曾天明比刘沐暖大两岁，长得高高瘦瘦的，眼神里带着一股年轻人的锐气，可此刻，也满是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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