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达维亚总督府那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忐忑不安地度过了数周，范·德·桑德敏锐地察觉到，科恩总督虽然对他依旧冷淡，甚至带着一丝难以化解的怨怼，但已开始默认为条约的既成事实。
总督府的书信官员们日夜忙碌，起草着发给阿姆斯特丹的初步报告，核算着第一批赔付白银的筹集与装船事宜，巴达维亚的港口也开始按照条约规定，重新调整前往大明进行贸易的船只指令和货品清单。
然而，范·德·桑德深知，自己在这里如同一个多余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幽灵。科恩需要独自面对内部的压力，更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分担董事会的怒火，而自己继续留下，只会让局面更加尴尬和危险。
更重要的是，他怀揣着那份比性命还要珍贵的手稿，那份来自张德安的《东方见闻录》。
它像一团火，在他胸中燃烧，催促他必须尽快将其带回欧洲，公之于众。
他找到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理由，向科恩提出申请：“总督阁下，我认为，我有责任，也必须亲自返回阿姆斯特丹，面向十七人董事会，详细陈述我在明国首都的所见所闻，解释条约签署前后我们所面临的、无法抗拒的严峻局势。书面报告无法传递那种……那种令人绝望的压迫感。唯有亲口诉说，才能让绅士们理解我们为何必须接受这些条款。”
科恩坐在他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目光深邃地打量着范·德·桑德，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他清楚范·德·桑德的意图，某种程度上，他也乐见其成。
让这个亲手签署了耻辱条约的人去直面董事会的风暴，总比自己独自承担所有炮火要好。
他沉吟片刻，最终点了点头，语气淡漠：“你说得对，桑德先生。董事会确实需要一份详尽的、第一手的报告。我批准你的请求。愿你一路顺风，也希望你的口才能像你描述明朝巨人时那样……富有说服力。”
天启十六年夏季，南半球的信风开始转向，范·德·桑德登上了返回荷兰的东印度商船“飞翔号”。
这一次的航程，与来时的心境截然不同。不再是屈辱与恐惧交织的流放感，而是一种肩负着重大使命的、焦灼的期盼。
漫长的航程中，他几乎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舱室内，就着摇曳的鲸油灯光，反复研读那本拉丁文手稿。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和更深的震撼。
手稿中，张德安以惊人的细致和冷静的笔触，剖析了大明帝国的政治骨架：内阁如何运作，司礼监如何在皇权与文官系统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科举制度如何高效地将全国的知识精英吸纳进庞大的官僚机器。
农业部分记载的精耕细作技术、复杂的轮作制度和高效的肥料使用，其单位亩产足以让欧洲任何一位农学家瞠目结舌。
手工业部分，不仅描述了瓷器和丝绸登峰造极的工艺，更提及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雏形。
军事组织方面，从卫所制度到新军的募兵、训练、后勤体系，其严密性和科学性远超欧洲此时的佣兵制度。
而最让他心驰神摇又困惑不安的，是那些关于“格物致知”哲学思想的论述，以及对手稿中隐约提及的、关于一种全新“能量”（他理解为类似蒸汽，但又似乎有所不同）技术应用的模糊记载。
“我们就像井底之蛙，”他在航行日记中写道，“长久以来，我们凭借着几艘帆船、几尊火炮，就傲慢地以为触摸到了世界的边界，甚至自以为代表了文明的顶峰。张德安的手稿，像一把铁锤，砸碎了这口井的井壁。外面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理解的广阔世界。我们的傲慢，源于我们的无知。”
几个月后，饱经风浪的“飞翔号”终于驶入了熟悉的须德海，阿姆斯特丹港那繁忙的景象和纵横的运河映入眼帘。范·德·桑德顾不上回家与亲人团聚，甚至来不及换下沾满海盐气息的衣物，便怀揣着手稿抄本，第一时间赶往东印度公司那宏伟的总部——“东印度之家”，请求紧急觐见十七人董事会的核心成员。
果不其然，由科恩总督初步送达的条约内容，已经在董事会内部引发了海啸般的震动。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长条桌旁，围坐着荷兰联省共和国最有权势的一群商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愤怒、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忧虑。
“四百万两！还有台湾！范·德·桑德，你知不知道台湾的战略位置？那是我们通往日本、窥伺中国大陆的跳板！你就这样拱手让人了？”一位来自泽兰省的董事，范·伯克尔，用力拍打着桌面，咆哮道。
另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本地的董事，德·维特，语气则更加冰冷：“公开谢罪？贸易限制？这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这是荷兰共和国声誉的扫地！是我们东印度公司信用和威严的崩塌！以后我们在远东，还如何立足？如何与那些土着王公、与其他欧洲公司打交道？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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