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安禄山更贪婪，也更残暴。他管财税后，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赋税——田税从十抽一改成十抽三，商税从五抽一改成五抽二。百姓们怨声载道，可安庆和根本不管：“我爹镇守三镇，要养兵，要办事，不用钱吗？这些百姓就该多交点！”
有个商人不肯交高额商税，安庆和直接派人把他的铺子封了，还把商人抓起来，打了五十大板：“敢抗税？就让你知道知道，范阳谁说了算！”
钱紧看着账本上的数字，赋税提高后，每月流入安禄山家族的银子比以前多了两倍。这些银子，一部分用来招兵买马，一部分用来贿赂朝廷官员，还有一大部分，流入了安禄山家族的私库——安庆绪在范阳有三座庄园，安庆和在洛阳买了十处宅院，连安禄山的小妾，都有上百件珠宝首饰。
更让钱紧震惊的是，安禄山的家族还和河北的豪强联姻。安守忠去河东后，娶了当地最大的盐商张家的女儿；安庆绪则娶了范阳豪强李氏的女儿。通过联姻，安禄山把豪强们也拉进了自己的利益网——豪强们帮他打压百姓、垄断生意，他则给豪强们提供保护、减免赋税。
有一次，钱紧跟着安庆和去李氏庄园赴宴。李氏的族长李老爷握着安庆和的手，笑着说：“贤婿放心，河东的粮商我都打过招呼了，以后粮食都按低价卖给节度使府，保证咱们的军粮充足。”
安庆和笑着说：“岳父大人费心了。以后河东的盐生意，也可以让张家多做些，我爹已经打过招呼了，盐场会优先给张家供货。”
钱紧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互相勾结，心里一阵恶心。他想起家乡的百姓，因为赋税太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想起盐场里的盐户，每天辛苦晒盐，却只能赚一点点钱；想起草原上的契丹人，家园被毁，亲人被掳——而这些人的苦难，都成了安禄山家族餐桌上的美酒，成了他们庄园里的珠宝。
那天宴会上，有个豪强问安庆和：“少将军，现在咱们钱也多了，兵也强了，什么时候才能更进一步啊？”
安庆和压低声音：“快了。我爹说了，等明年秋天，咱们的兵力够了，就……”他做了个“起兵”的手势，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钱紧的心猛地一跳。他终于明白，安禄山的所有“搞钱”手段，都是为了起兵做准备——截留赋税是为了军饷，垄断盐铁是为了财源，掠夺异族是为了奴隶和物资，安插亲信是为了掌控权力。这一切，从他参军那天起，就已经是一个局，一个以财富为诱饵，以权力为网，最终指向长安的局。
他想逃，可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他的爹娘还在老家，要是他逃跑，安禄山一定会派人去抓他们；他在军营里待了两年，知道了太多秘密，安禄山绝不会放过他。
那天晚上，钱紧在账本上写下最后一笔——“河东豪强李氏，献粮五千石，换盐场经营权”。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上，望着窗外的星空，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想起爹娘塞给他的那瓢粟米，想起自己参军时的愿望——只是想混口饱饭，让爹娘过上好日子。可现在，他却成了安禄山野心的帮凶，成了压榨百姓的工具。
他不知道，这场由财富堆砌起来的野心，最终会把整个天下拖入怎样的深渊；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天。他只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是那个只想混口饭吃的小兵了——他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这个漩涡的中心，是安禄山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和野心。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他掌控着三镇十五万大军，财富更是不计其数——范阳的盐场、河东的庄园、洛阳的商铺、草原的牛羊，还有朝廷官员的贿赂、百姓的赋税，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私库。
这年秋天，严庄带来了一个消息：长安城里，杨国忠向陛下进谗言，说安禄山要谋反。
安禄山听了，非但不慌，反而笑了：“杨国忠那小子，终于忍不住了。也好，省得我找借口了。”
他立刻召集亲信，在府里召开秘密会议。安庆绪、安庆和、安守忠，还有严庄、周小吏等人都来了。安禄山坐在主位上，手里把玩着一颗珍珠，缓缓说：“现在朝廷怀疑我，杨国忠又想除掉我。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
严庄点头：“大人说得对。现在咱们兵强马壮，财富充足，正是起兵的好时机。只要拿下洛阳、长安，天下就是咱们的了。”
安庆绪急着立功：“爹，我愿意当先锋，率军攻打洛阳！”
安禄山却摆了摆手：“不急。起兵前，还有最后一笔账要算。”他看向安庆和，“财税那边，还有多少银子？粮草够不够？”
安庆和赶紧拿出账本：“爹，现在府里有三百万贯银子，粮草够十五万大军吃三年。盐场和商铺每月还能赚十万贯，足够支撑军费。”
“不够。”安禄山说，“起兵后，军费开支会更大。必须再榨一笔。”他转头对严庄说，“你去通知河北的豪强，就说朝廷要加税，让他们每户缴纳‘助军钱’，按家产的十分之一交。不交的，就以‘通敌’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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