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安禄山更贪婪,也更残暴。他管财税后,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赋税——田税从十抽一改成十抽三,商税从五抽一改成五抽二。百姓们怨声载道,可安庆和根本不管:“我爹镇守三镇,要养兵,要办事,不用钱吗?这些百姓就该多交点!”
有个商人不肯交高额商税,安庆和直接派人把他的铺子封了,还把商人抓起来,打了五十大板:“敢抗税?就让你知道知道,范阳谁说了算!”
钱紧看着账本上的数字,赋税提高后,每月流入安禄山家族的银子比以前多了两倍。这些银子,一部分用来招兵买马,一部分用来贿赂朝廷官员,还有一大部分,流入了安禄山家族的私库——安庆绪在范阳有三座庄园,安庆和在洛阳买了十处宅院,连安禄山的小妾,都有上百件珠宝首饰。
更让钱紧震惊的是,安禄山的家族还和河北的豪强联姻。安守忠去河东后,娶了当地最大的盐商张家的女儿;安庆绪则娶了范阳豪强李氏的女儿。通过联姻,安禄山把豪强们也拉进了自己的利益网——豪强们帮他打压百姓、垄断生意,他则给豪强们提供保护、减免赋税。
有一次,钱紧跟着安庆和去李氏庄园赴宴。李氏的族长李老爷握着安庆和的手,笑着说:“贤婿放心,河东的粮商我都打过招呼了,以后粮食都按低价卖给节度使府,保证咱们的军粮充足。”
安庆和笑着说:“岳父大人费心了。以后河东的盐生意,也可以让张家多做些,我爹已经打过招呼了,盐场会优先给张家供货。”
钱紧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互相勾结,心里一阵恶心。他想起家乡的百姓,因为赋税太重,不得不卖儿卖女;想起盐场里的盐户,每天辛苦晒盐,却只能赚一点点钱;想起草原上的契丹人,家园被毁,亲人被掳——而这些人的苦难,都成了安禄山家族餐桌上的美酒,成了他们庄园里的珠宝。
那天宴会上,有个豪强问安庆和:“少将军,现在咱们钱也多了,兵也强了,什么时候才能更进一步啊?”
安庆和压低声音:“快了。我爹说了,等明年秋天,咱们的兵力够了,就……”他做了个“起兵”的手势,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钱紧的心猛地一跳。他终于明白,安禄山的所有“搞钱”手段,都是为了起兵做准备——截留赋税是为了军饷,垄断盐铁是为了财源,掠夺异族是为了奴隶和物资,安插亲信是为了掌控权力。这一切,从他参军那天起,就已经是一个局,一个以财富为诱饵,以权力为网,最终指向长安的局。
他想逃,可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他的爹娘还在老家,要是他逃跑,安禄山一定会派人去抓他们;他在军营里待了两年,知道了太多秘密,安禄山绝不会放过他。
那天晚上,钱紧在账本上写下最后一笔——“河东豪强李氏,献粮五千石,换盐场经营权”。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上,望着窗外的星空,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想起爹娘塞给他的那瓢粟米,想起自己参军时的愿望——只是想混口饱饭,让爹娘过上好日子。可现在,他却成了安禄山野心的帮凶,成了压榨百姓的工具。
他不知道,这场由财富堆砌起来的野心,最终会把整个天下拖入怎样的深渊;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战争结束的那天。他只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是那个只想混口饭吃的小兵了——他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这个漩涡的中心,是安禄山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和野心。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他掌控着三镇十五万大军,财富更是不计其数——范阳的盐场、河东的庄园、洛阳的商铺、草原的牛羊,还有朝廷官员的贿赂、百姓的赋税,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私库。
这年秋天,严庄带来了一个消息:长安城里,杨国忠向陛下进谗言,说安禄山要谋反。
安禄山听了,非但不慌,反而笑了:“杨国忠那小子,终于忍不住了。也好,省得我找借口了。”
他立刻召集亲信,在府里召开秘密会议。安庆绪、安庆和、安守忠,还有严庄、周小吏等人都来了。安禄山坐在主位上,手里把玩着一颗珍珠,缓缓说:“现在朝廷怀疑我,杨国忠又想除掉我。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
严庄点头:“大人说得对。现在咱们兵强马壮,财富充足,正是起兵的好时机。只要拿下洛阳、长安,天下就是咱们的了。”
安庆绪急着立功:“爹,我愿意当先锋,率军攻打洛阳!”
安禄山却摆了摆手:“不急。起兵前,还有最后一笔账要算。”他看向安庆和,“财税那边,还有多少银子?粮草够不够?”
安庆和赶紧拿出账本:“爹,现在府里有三百万贯银子,粮草够十五万大军吃三年。盐场和商铺每月还能赚十万贯,足够支撑军费。”
“不够。”安禄山说,“起兵后,军费开支会更大。必须再榨一笔。”他转头对严庄说,“你去通知河北的豪强,就说朝廷要加税,让他们每户缴纳‘助军钱’,按家产的十分之一交。不交的,就以‘通敌’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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