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安的朱雀大街上往来的异国使者仍在惊叹大唐的繁盛，当万国商队的驼铃与海船的帆影在丝绸之路与南海航线间交织出繁忙的图景时，李瑁深知，这煌煌盛世的根基，终究扎在郡县乡里的泥土之中。若地方治理松散，官吏昏聩，纵有长安的繁华、国际的盛誉，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在推动外交拓展、国力攀升的同时，他将地方治理的精细化与规范化，视作了稳固大唐根基的重中之重。
这日清晨，吏部考功司的院落里，三十余名新任地方官员正整齐列队，等候李瑁的训示。他们中有刚通过科举的进士，有从基层小吏提拔的能员，还有几位是从中央部门调任的京官，即将分赴河南、江南、蜀地等十余处州县任职。
李瑁身着常服，缓步走到队列前，目光扫过一张张或青涩或沉稳的面孔，开口道：“诸位即将赴任地方，可知身上担着什么？”
人群中，曾在长安县做过县尉的张诚出列答道：“回殿下，是百姓的衣食冷暖，是一方的安宁秩序。”
李瑁点头：“说得好。地方官如大树之根，根须扎得深，树干才能长得壮。你们治下的一县一州，便是大唐的根须所在。今日召你们来，不是训诫，是想和你们说三件事：知民生，兴实业，守规矩。”
他转身指向院墙上悬挂的《地方治理要点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各地的民生痛点——哪里易遭水患，哪里贫瘠少粮，哪里多民族杂居需格外留意。“这是吏部与户部花了三月时间整理的，你们赴任前，要把辖地的情况摸透。每月至少要下乡五日，去农户家看看粮仓，去作坊问问生计，去学堂瞧瞧孩童。若连百姓缺什么、盼什么都不知道，谈何治理？”
说着，他拿起一份卷宗，递给即将赴任苏州刺史的王彦：“王大人，你看这苏州的卷宗，上面写着当地蚕丝虽好，却因织机陈旧，成品卖不上价。系统提供的新式织布机图纸，工部已赶制出样品，你带去推广，再办个织工学堂，教百姓新技术，这便是兴实业。”
王彦双手接过卷宗，郑重道：“臣定不负殿下所托，让苏州的丝绸不仅销遍大唐，更要远销海外。”
李瑁又看向赴任蜀地绵州的李信：“绵州多山，百姓出行不便。你到任后，先修三条路：一条连县城与集市，一条通邻州官道，一条接山区村寨。用‘以工代赈’的法子，既修路，又解流民之困，这便是知民生与兴实业结合。”
李信躬身应下，眼中已有了盘算。李瑁接着说道：“最后说守规矩。地方虽远，朝廷的律法却不能忘。莫要以为天高皇帝远，就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我已安排了巡察使，不定时到各地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官员们听后，纷纷挺直了腰杆，眼神中满是敬畏。
这时，人群中一位年轻的进士犹豫着出列，问道：“殿下，若地方豪族势力庞大，与律法相悖，该如何处置？”李瑁微微一笑，道：“律法面前，人人平等。若豪族违法，当依法严惩，切不可姑息。你们要敢于为民请命，为朝廷立威。”
训示结束后，官员们各自领了赴任文书与相关资料，带着李瑁的嘱托，踏上了前往地方的征程。他们深知，这不仅是一次仕途的新起点，更是肩负起稳固大唐根基的重大使命。
最后，李瑁指向图上的“考核细则”：“守规矩，便是要记牢这‘四不’——不贪墨赈灾款，不纵容地方恶势力，不延误军情急报，不苛待鳏寡孤独。考功司每半年会派巡查官暗访，百姓的口碑、账本的清白、辖地的治安，都是你们的考绩。做得好，破格提拔；犯了规，严惩不贷。”
训示结束后，官员们带着卷宗、图纸与沉甸甸的责任奔赴各地。而李瑁的地方治理革新，远不止于此。他深知，仅靠“选好人”不够，还需“立好制”。
在全国推行的“乡账县核”制度，便是系统提供的“基层财务透明化”理念的转化。以往，乡级赋税征收常由地方劣绅与小吏勾结，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如今，乡里的收支明细需按月抄录三份，一份留乡公示，一份送县衙审核，一份报州府备案。县衙派“账房吏”下乡核对，若发现数目不符，立刻彻查。
在河南巩县，新到任的县令周明正带着账房吏核对乡账。当看到某乡的“修路支出”比预算多了两成，他当即要求乡吏解释。乡吏支支吾吾，周明便带着人实地查看，发现是乡绅与工头虚报了工时。他按律惩处了涉案人员，将多收的钱款退还百姓，消息传开，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以前交了税，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如今账目贴在村口，每一文钱都明明白白。”老农赵老汉指着墙上的账目单，对周明赞道。
针对地方恶势力盘踞的问题，李瑁则推行了“官民联防”制度。借鉴江湖议事会的经验，让地方官与当地乡约、正直士绅、甚至江湖门派建立联系，一旦发现恶霸、匪盗，官府牵头，乡勇与江湖义士协助，快速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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